您现在的位置:首页>机关党建>学习园地

干部成长因素和路径的思考

部门:工商旅游教研部 文:罗 眉 图: 签发人:林新京 发布时间:2015年03月31日 字体:

 

“干部谈体会、群众作评价”征文
 
    近一段时间,按照学校的安排,到若干县、区及其乡镇进行了一系列调研工作。
在调研过程中,接触了不少基层干部,并得以近距离观察他们的工作状况及其个人素质,联系到近年来在干部培训中见到的一些情况,由此引发对干部成长因素和路径的相关思考。
这些年,各级干部学历普遍暴涨。主体班的研究生比例常常占到总数的20-30%以上,一个班来个三五个博士也是常态;基层干部的学历也步步看涨。再就是近一两年来的以考试进入后备干部梯队的一大批青年干部,明显也是学历较高,应考能力很强。
干部选拔制度更加严格,每进必考,每晋必考;干部队伍的整体学历水平有了极大的提升,这当然是好事。但从另一面考量,超高学历,超强应考能力并不是衡量干部整体素质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是主要标准。在中国古代社会,官学一体,讲究的是“学而优则仕”,做官几乎是教育的唯一“出口”。进入现代社会,情况有所转变,但曾经又走到另一个极端,那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学历越高问题越大。再进入下一个“否定之否定”,进入又一个极端:官场拼学历。首先是入门标准足以造成官场超高学历态势;另一个潜在的推手是,已经进入官场的官员对高学历的过度追求,在某种人那里,“在职研究生”往往成为他们与学校的一种暧昧的共谋。一方面为自己贴金,同时又为进一步的晋升增添筹码。有时候,用作晋升筹码的学历因素被发挥到荒谬的程度。其实,对于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领域来说,实际的工作态度及其工作成效才是对官员能力和整体素养最真实、最直接的检验和衡量。以史为鉴:清代,进士功名是官场的门坎,但入门后的晋升是不看早年功名的。一个实例,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被委以重任,整个有清一代的官员中,又有几人能在“立功”上超越这位举人呢?
过度追求官员的所谓高学历,还涉及一个教育学和发展心理学的理论问题;一个人在学习过程中一般只有一个黄金时期,大约在15、16岁到30岁左右,如果他的学习黄金时期完全在校园中度过,其实际工作能力必定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很多基本的素养绝非学校能够培养。如近善于接近群众,体察人心民意的亲和力;如能承受相应的压力,荣辱不惊的意志力;如善于与上级、同事和下级和谐相处,合作共事的合作能力;如能解决各种复杂冲突和纠纷的协调能力;如在突发事件面前处变不惊,刚毅果断的应急能力,等等。这些最基本的能力和素养都必须深入社会,接触方方面面的人,面对实际,打理形形色色的事的过程中逐步练就,在古代官场这就叫做“历练”。如若一定要追求高学历,学到博士,就意味着要到28岁以后才能进入社会,这个时候做学者,搞科研,一点问题也没有,但进入官场,则是极大的耽误,将延误和抑制个人性格与情商的正常发育,令其很难立足官场,更难在公共管理职位上为人民服好务。
因此,我觉得,一个官员比较理想的成长路径应该是:大学毕业(22、23岁左右)进入基层,从最基础的办事员做起,一路走来,一路历练,一路成长。当然,这其间还应有伴随其终身的无止境的自我充电的再学习。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其经典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中有一个极其经典的论述: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得来。我们的老祖宗也有极好的告诫: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
 
 
【打印文章】 【添加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