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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力量促进乡村振兴的模式及机制研究——基于公益组织S赋能乡村M案例

部门:公共管理教研部 文:刘雪梅 图:-- 签发人:杨继荣 发布时间:2018年12月04日 字体:

 

摘要:针对三农问题的改革实践过程中,在乡村治理及发展方面,一度出现不少问题及困境,典型的如村民自治的欠缺问题、村民利益被侵蚀甚至剥夺问题。除国家正力图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的制度性原因外,这些问题与村民及村民集体的选择能力及资源禀赋相关。由此,通过赋能乡村来推动乡村自治实践和资源引入,就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并且,在此方面仅依赖政府会导致有效性不足,需引入其他社会力量以共同协力。文章基于一个单案例研究提出,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及促进乡村振兴的适宜模式是以公益组织为主导的赋能乡村,其赋能乡村的机制是嵌入式社区营造。

关键词:社会力量;乡村治理;乡村振兴;赋能乡村;嵌入式社区营造

一、中国乡村治理及发展概况

中国的乡村治理及发展被研究者和政府共同总结为“三农”问题,指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以及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从世界现代化历程来看,各国产业发展基本都是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及服务业,都同样经历了或正面对各具特点的三农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发展策略选择的原因,中国社会呈现出城乡二元体制格局,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利用了农村的生产剩余。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包括从2001年启动农村税费改革到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及政府从不同路径对农村进行逐年加大的资源输入,相应的体制性改革力度也逐年增强。2017年以来,政府更强调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者们发现,近年中国的乡村治理及发展实践中出现一些问题及困境,比较突出的如:

(1)村民自治欠缺问题。一方面,政府权力下沉使乡村自治空间被挤占。原有的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被吸纳进了体制。原本村委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村委会成员的补贴主要来自村民上交的提留或集体经济上交村委会的收益。但农业税被全面取消后,不再有提留,遇到境况差些的村子,也没有集体经济收益。但政府很多农村工作的落地仍需要村委会成员协助,这样一来,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付酬给村委会成员,形成事实上将村委会吸纳于体制之内。此外,政府为加强乡村工作,实施的如给各村下派驻村干部,都显示出了政府权力的下沉。对此,高宝琴(2010)认为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是乡村治理的生长点。另一方面,在自治能力方面,乡村也普遍存在自治能力需要提高的困境。郭金云(2015)看到有即便是如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创新村民议事会制度等走在前面的试点地区,农民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也面临急需提高的局面。

(2)村民利益被侵蚀甚至剥夺问题。乡村困境中一些典型现象如村民在地方与国家政治生活中权利缺位、村民“原子化”、“劣绅”驱逐“良绅”、留守群体、精英俘获等(肖唐镖,2014;郭金云,2015;申明锐,2015;周庆智,2015),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涉及产权制度问题、行政体制问题、治理方式及能力问题、发展方式选择问题等。刘镭(2014)分析了外生型公司下乡“吞噬”村庄现象,看到下乡公司缺乏吸纳功能,农民“兼业化”模式生存;下乡公司“非农化”建设,粮食安全难以保证”。贺雪峰(2011)、陈锋(2015)、张良(2016)认为农村税改后国家输入增多,基层组织无法有效衔接,土地流转中产生寻利机会,出现了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结盟或“权力-资本”的全新结构,吸取大部分输入资源并侵蚀公共利益,形成排除普通民众的分利秩序,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之间利益与责任的连带制衡关系发生断裂。吴业苗(2017)认为城镇化进程中村治面临“碎片化”、自发力量日渐式微、公共性流失严重、发展不确定性增大、人的问题更加突出等困境。大资本、地方势力等投机者的寻利行为最终导致弱势村民的利益被搁置、侵蚀甚至剥夺。

除资源禀赋和国家正力图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的体制原因外,以上(2)的问题又可归结到(1)上,即村民利益被侵蚀或剥夺的问题往往又来自乡村自治问题。在面对一些境况时,村民无力做出理性选择或者缺乏资源。因此,通过赋能乡村来解决乡村自治问题和资源问题,就成为了解决中国乡村治理及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而这方面仅靠政府不行,会导致实践的有效性不足,需引入其他社会力量以共同协力。

二、公益组织S赋能乡村M的案例介绍

对该案例的关注始于2016年年中,较为集中的两次实地调研时间为2016年12月及2018年5月。

(一)M村基本情况

M村是较为典型的中国西部欠发展地区且本身区位优势弱的自然村庄,其特点如下:

1.规模小,远离城镇,相对封闭。

M村位于中国西南山区,平均海拔3000米,村里有43户人家,186人,劳动力约90人,依傍一条不大的山涧两岸密集居住,是组成行政村A村的四个自然村中最小的一个,约占A村总人口的12%。A村属于S镇辖区。M村距离A村村委会13公里,距离S镇15公里,村民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为农田种植、养蜂、采集松茸及其他野生菌,近年开始种植中草药。2016年,人均纯收入不足千元。

与当地其他自然村比,M村规模最小,直到2006年底自来水、电才通,2015年春节才挖通通往山下S镇的最简易公路(路基形成,但路面还是弹石路,遇下雨则路面泥泞无法通车。据计划2018年中开始路面硬化工程),此前村民与外界交往依靠古老的茶马古道(崎岖的山路,遇雨甚至塌方),交通运输工具靠骡马。

村里没有幼儿园,仅一所小学,小学仅一位老师负责完一到三年级所有教学(目前在校共三位学生)。从四年级开始,学龄孩子每周都去山下镇上住读直到完成义务教育。

2.民风淳朴,村民勤劳,有一定旅游资源

S镇是目前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历史上,S镇有四条对外通道,每条通道上设有一处关卡,其中西路上的M是最早设立的关卡。从元朝开始,当时政府向这里派驻守关人,随着时间流逝,两家守关人后代逐渐形成M村自然村落。

因为多年与外界相对隔离、规模又小的原因,传统乡风保持很好,各户之间乡情浓郁,谁家有事全村帮忙,村民勤劳。村子里建筑古朴,还有表现茶马文化及民族传统宗教风俗的特色建筑如风雨桥、魁星阁、观音庙、戏台等。也是S镇四卡中唯一保存完好的古代关卡。

同中国的很多农村一样,村中年轻人热衷于外出打工,虽然打工收入几无剩余。留在村中的老人、小孩、妇女以及四五十岁男性居多。

(二)公益组织S中心概况

S中心为H先生主导在当地设立的公益组织,该组织对使命设定为“致力于乡村社区建设、发展乡村循环经济;保护文化遗产,重建乡村文化信心;关注乡村生态环境、倡导低碳生活模式,期以在国际合作、城乡互助、能力建设三个层面展开合作、实践和交流,推动可持续乡村发展、促进城乡平等”(引自S中心自述资料)。

M村案例正是来自S中心在M村践行使命的试验性实践。之所以选择M村,据负责人H先生介绍,一是由于M村地处偏僻,外来资本不易亲睐;二是户数不多,规模小(试验投入成本小、过程可控度相对高);三是村中还保留了传统的人情社会关系。目的是想要探索乡村发展之政府、社会、资本三者之间关系,目标一是助力村民自信的建立,二是交还村民选择的自由,三是打造一种乡村生活方式。

(三)S中心赋能M村的主要活动(行动)

1.赋能活动

S中心赋能M村的活动,包括S主导或独立实施的,也包括由S中心介绍引入的其他社

会力量(如其他公益组织、企业或专业人士等)。

表1. S中心赋能M村的主要活动

 

实施主体活动项目及内容(基本从2015年6月陆续开始)
S中心与另一公益组织合作,2018年后S中心独自实施1.走出M村:帮助村民外出培训、考察,培育乡村内生能力。如村民L外出考察学习园艺、村民组队参观中药材种植、年轻妈妈们参与式考察大理亲子幼儿园、村民参观省会博物馆并接受讲解员培训、乡村社区骨干花时半个月考察其他省份乡村社区营造、村民外出学习财务为客栈经营做准备、参加全国农民合作组织论坛等。
2.走进M村:引入外部专业组织或人士进行特定主题培训或交流,受众面更大的培力以及城乡互助。所涉主题包括教育、社区营造、中草药、客栈、旅游、M村未来发展、环保等。2018年以来已开展8次活动?
3.亲子读书会:组织学龄前孩子家庭读书、做手工等。前期由公益组织专人带领,每周日下午2小时亲子活动,每个家庭都是妈妈带孩子一起参加,目前,已完全由爱娃娃小组(自组织)接手,妈妈们轮流主持。
4.环保小组:孩子们在公益人员引导下主动提议成立环保小组,由学龄前孩子加上三年级前留在村小的孩子组成。每周捡拾一次公共区域的垃圾,孩子们创设了宣传语“垃圾不落地,青山更美丽”,从积极影响身边亲人开始。
S中心发起设立的众筹公司K5.客栈项目:工作站项目(与村集体合作)、客栈合作项目(与单个村民家庭合作)
6.乡村产品外销:(1)M村蜂蜜品牌打造,(2)产品电商平台建设
由S中心向政府引入的议事规则咨询公司L7.议事规则培训项目:帮助完善村民自治理事会制度,传授村民开会规则和技能(例如如何发起议题、如何组织会议过程、如何形成决议等),培育村民集体自治能力

 

 

 

 

 

 

 

 

 

 

 

 

 

     

 

 

 

 

 

 

 

 

 

 

 

 

 

       可以看到,S中心对M村的赋能一方面是能力提升,另一方面是资源引入,这两方面的赋能又有机地融入了经济、社会及环境建设领域。如:(1)集体组织层面。帮助村集体完善自治组织村民理事会的建设,培训村民使用相应技术、工具,促进提高村民集体的议事效率。(2)个体技能层面。帮助村民开阔视野,进行多种能力及技能培训。(3)社会建设方面。推动重视教育、培育自组织。(4)资源引入方面。引入资金以及各类专业资源,或者搭建乡村获取外部资源的通路。

2.赋能效果(主要根据村民反馈和调研观察总结。以下有关“村民×:”格式的各段落若无特殊说明,均为2018年5月调研时与该村民的访谈记录内容。)

活动1:走出M村

村民从羞涩、观望到积极参与。

村民1(女,30岁左右,2个孩子的母亲):我们几个妈妈在大理GG幼儿园(先进教育理念的践行者,园区设置、教学开展遵循以孩子为中心,有别于一般幼儿园)呆了一周,参与他们的教学活动,还与家长及老师交流,回来车上大家都说才知道原来人家的孩子可以这样学习,好多我们做不到,但可以做到陪伴孩子学习。以前就在家里带孩子和做点地里的活,很少与外面包括村里其他人交流,参与中心事务后,自觉提升很大。(调研观察:聪明,学习能力非常强,语言表达清晰、有逻辑,“社区”“自组织”等等专业术语随口就来且运用得当。)

村民2(女,20岁,护理专业毕业,之前在外工作,在换工作间隙回村被S项目人员发现并留下):我去北京学了财务,还参加了好多S中心活动,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好多东西。以前我非常内向,特别不擅长与人打交道,现在必须要与人沟通,感觉自己越来越自信了。

村民3(男,四十几岁,曾任社长):H先生是真心为我们好,带来了那么多资源和关注。我们去参观了来做培训的老师的中草药种植基地,还买了些苗。(2016年底第一次走访村民3时,那时他还是社长,对于外来组织过来做的事,当时有表达“H先生和W老师他们(说的)都很高级...”,言下之意似乎离村子里的实际还很遥远。当时对于是否愿意参加走出M的活动,比较迟疑,流露出希望多人一起出去。)

村民4(男,五十岁左右):当然欢迎H先生他们进来,他们在这里不只是来投资、帮我们建设,无论做什么(复建、建客栈)至少给我们带来了工作。也让我们知道了更多东西。(2018年5月走访时,他正在建自家新房,有村民推测可能用于做客栈,但他自己说是自用。由于建房使用了水泥混凝土,与保持传统村落的政府规划冲突,正作为典型被要求修改或补救。)

项目人员F(女,28岁,大学毕业后在省会城市大企业做质检2年,被公司K聘用的返乡大学生):我的身份多重,看到了好多别的发展模式,自己也通过对外沟通积累了很多资源,现在急于想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建设我的家乡。

活动2:走进M村

此活动村民很欢迎,每次参加者都积极,从刚开始的试着参加,现在已主动提了好些自己感兴趣的主题需求,如客栈经营、市场营销、木雕等,学习过程参与讨论也越来越积极。对于S中心不能覆盖费用的外出机会,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主动自费前往。

村民1:村民以前很封闭(以前要出去都是狭窄难走的山路),对外部世界有些怯意。走出项目征询村民意见时,村民往往说愿意出去看看,但不能自己一个人。村民不排斥或者甚至向往外部世界,有学习和了解的欲望,但对于走出去,有担忧自己的应付能力,他们除了要克服学习本身的困难外,还要分心思和精力应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陌生的场景,因而可能怯步不前。但是老师“走进”,是来到了自己熟悉的地盘,除了老师,周围都是熟悉的乡亲一起学习,“主场优势”,更可能集中精力到学习本身。并且,通过逐渐的对学习模式的熟悉,随着越来越多的陌生外部人士及资源的进入,村民会越来越应对自如,克服之前因封闭而形成的障碍。

村民5(男,五十岁左右,也曾做过社长):老师来讲了好多中草药,我们以前也知道山里有好多中草药,但不完全清楚,这次老师来讲了一些,以后还要帮忙整理,开发药膳,当然好了。(其家里是S中心协调安排的住宿点之一)

(调研了解及观察:村民自费去了种植园参观,还买了苗回来种。不少村民已在家园种植重楼等药材,经济账也算得很清)

活动3:亲子读书会

村里成立亲子读书小组,后更名爱娃娃小组,一开始由S项目人员带领开展,现已完全脱离帮扶自主活动,自2016年以来,每周日下午14:00-16:00为活动时间,每周一个妈妈负责,主要内容是妈妈带着学龄前孩子们念绘本,约十五六个孩子(十一二家人),偶尔也做手工等其他亲子项目,坚持很好;自组织化程度较高,组长及组内分工明确、规则清晰;通过活动,村民家庭更加重视孩子的教育,2018年初甚至由爱娃娃小组发起了村里自办幼儿园的动议,很快已通过村民自治理事会形成共识,包括资金筹集、选址及师资人选等。(2016年12月我们调研时恰巧碰到项目人员B在带着孩子们做手工皂,先是讲原理,接着示范并带着做,期间孩子们非常专注并积极与B互动。2018年5月调研时我们随机问了几个孩子喜欢看书吗、喜欢听妈妈讲故事吗?孩子回答喜欢,并有孩子复述故事)

村民1及另外几个妈妈:这个很好,感觉最大的变化是孩子没有以前羞涩了,见到陌生人也能表现得很大方,愿意交流了。

活动4:环保小组

村里公共区域垃圾已很少见累,村人比较自觉地不乱扔垃圾;在妈妈会组织下,2018年初开展的一个传统宗教仪式前公共区域卫生得到较为彻底的打扫,新置花盆临时充当垃圾桶,热热闹闹的仪式后地上保持了干净整洁,让村外参加者包括回村参加活动的年轻人有些震惊。

村民3:村里人不会乱扔,反而是外面来参观的人随处乱扔垃圾。(由于S中心的长期持续推动,M村越来越为外人所知,外来看看的各类人群逐渐增多)

活动5:客栈项目

S中心对赋能M村的思考,其中之一是帮助其建立起产业或资源经营的能力。这种能力单靠教学式培训难以获得,同时实际经营需要资金、资源,也的确存在投资风险。做经营及投资,对作为公益组织的S中心当然是巨大挑战,也不符合其本身组织特点。于是,负责人H先生想到了可以连接的巨大社会资源。通过与另一公益人士的共商,经由网络社区号召,众筹公司K得以组建,加入者被要求满足以下条件:一是真正的乡建热心者,即不以赚钱为第一目的,真心助力乡村是第一要义,二是每个加入者只能入股2万元,谁也不能更多,三是通过民主选举成立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等规范透明的公司治理体系。最终有一百多人加入,筹资近400万。

众筹公司K与S中心为独立实体,但由于条件所限,前期在实践中不得不采取人员交叉复用的方式。由于K公司的成立本身来自于S,因此,事实上K公司在M村的运作基本与S中心的目标一致,其在地化运营活动基本委托S中心。涉及市场化经营的项目则由K公司作为主体实施,乡村产品外销和客栈项目即如此。

客栈项目第一期包括两个,一是工作站,一是与村民合建客栈。工作站采取与村民合作社(作为M村集体经济的载体)合作的方式,K公司完全投资修建,用于K公司在M村工作的营地,也设计了几间客栈房,目的是做个样板给村民展示,各自按比例占股(村里给出一块供建设用的集体用地)。与村民合建客栈,则由合建村民自愿提供家里多余房舍,K公司负责设计、改建及发生的所有费用,实际运营后销售收入与村民按约定分成,并约定K公司不参与客栈的餐食提供业务,此业务由合作村民家庭负责且收入也全归此家村民。

K公司的做法是前期的投资性风险基本由K公司承担,目的是成型两个实际经营项目,其运营由村民直接加入进来(提供工作岗位),在经营参与中积累经验、培育人才及能力。目标则是希望实现盈利后,K公司逐渐退出两个项目,然后完全交由村民合作社或村民家庭自己经营,从而完成使命。

对此项目,一开始村民口头上表达支持,但行动上处于观望,除集体合作工作站项目外,只一户正式合建。目前两个项目的工程都还未完工,村民感觉进展太慢,急于看见运营状况。也有村民开始悄悄自建准备,但否认目的是为开民宿。

村民6(男,五十多岁,即合建客栈那户):别人不愿意合建了,我就来合建,反正房子空在那里,听H先生的。这里厨房以前是我们自己修的,H先生说不用改,把楼上做饭厅,给客人吃饭。H先生都为我们想。

村民7(女,五十多岁,村民6的妻子):客栈赚不赚钱没关系,只要有外人进来,就会带进来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调研观察:这个家庭是比较难得的观念开放早的家庭,村民6一度是村里古戏的演员,我们在他家里围着火堆交流时,他手中拿着一本有些黄旧的介绍本地区旅游资源的小册子不时翻翻并摩挲,册子里有对M村古戏的介绍并有一张他与村里其他演员的戏装合照。看得出他对村子的热爱以及对美好时光的留恋。)

项目人员F:村民实际是很现实的,他们需要看到这么做实实在在地挣到了钱,而不会完全听信口头说的,他们在观察。现在的工程进展太慢,工期一再推迟,这样村民的积极性会下降。

活动6:乡村产品外销

2016年,K公司利用自己的网络资源打造M村产品品牌及拓展销售渠道。

一是将M村蜂蜜送检确认其优秀的独特品质(M村所在山区没有污染,山上有多种中药材,蜜源丰富,蜂蜜纯度高、营养价值高)。二是设计独特包装、申请品牌商标,一改过去M村蜂蜜散装销售状况,使其在市场的辨识度有别于其他村及其他地区同类产品,同时将蜂蜜售价从之前的每斤40-60元(个别最高的也有达到80元的)提高到了158元,村民的收入也因此得到增加。三是开设了网店,通过网上销售渠道使蜂蜜、松茸等M村产品增加了销售覆盖范围。

村民8(男,27岁):我在管理网店,2016年销售状况好,后期蜂蜜都没得卖。2017年产量基本上是16年的2倍(1700公斤),卖得慢。我出去参加了销售培训,还要学习。

活动7:议事规则培训咨询项目

村民从一开始的不置可否、被动参与,到潜移默化使用。现在大家都习惯了有事就开会(发起动议)。

村民1:W老师过来做议事规则项目,后续有村民自己不太感受强烈的影响,但其他地区亲朋好友过来串门巧遇开会后感叹:你们开会秩序太好了! (一人发言时,其他人无人随意打断,每人都有发言机会)

村民4:H先生和W老师他们(讲的)都是高级的,我们这里好多做不到(2016年12月走访时);现在有事都开会(2018年5月走访时)。

村民5:规则还是有用的。以前认为自己没有影响力所以不发言的人也开始发言了。(知道尊重自己的权利了)

从上可以看出,S中心对M村的赋能是有效的,首先表现为村民对S中心主导的活动的认可,其次通过相隔近两年的调研比较通过观察可判断,此外其行为也被政府及村外其他人群肯定。就自治意识和信心、能力来说,村民们开始积极思考相关于乡村的未来发展,成立了M村发展协会,对未来更加乐观和有信心。

三、基于案例的讨论

(一)以公益组织为主导的赋能乡村是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及发展的适宜模式

政府职能与乡村发展目标之间存在巨大的社会力量赋能空间

随着国家改变乡村滞后发展面貌的意愿更加强烈,其由上至下往乡村“输入资源”的增多,政府职能向乡村基层进一步延伸,表现为村干部越来越行政化,有关执行行政命令的管理也越来越精细化。即便是这样,政府的职能也是有限的,既不能穷尽乡村发展的所有事项,也不能提供乡村发展所需要的所有资源。(政府对乡村发展也有意“必须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保留乡村特色风貌。”)

在乡村治理和发展中,乡村本身是必然的参与主体,只是在中国的现实中,尤其在偏远的乡村,村民的个体及集体发展能力往往都非常有限,对政府输入的资源不能有效承接,缺乏将输入资源与本身资源有效组合或融合从而创造价值的能力。这样的情形,往往就给投机者、自利的强势者以牟利的机会,结果或者是形成新的乡村凋敝,或者使不平等不平衡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乡村内生发展能力的成长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因此,在政府职能与乡村发展目标之间存在巨大的赋能空间,需要有其他主体加入帮助乡村实现能力提升、帮助乡村发展自治能力。在国家与乡村之间,无疑,社会力量可以担起此任。

公益组织最宜作为赋能乡村的主导实施主体

虽然,作为社会力量构成的公益组织、企业及专业人士等都有赋能乡村的潜力,但从综合实施能力以及各主体的性质比较,公益组织最为适合作为赋能乡村的主导实施主体,既可以作为组织者、具体实施者,又可以作为协调者,还可承担助力乡村发展的资源导入平台功能。

首先,公益组织的公益性质不允许其在参与乡建过程中有盈利动机和营利行为,可以专注于赋能活动本身。其次,正是因为公益组织的非营利目的,在与乡村、政府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的互动中更容易建立起来自这些主体的信任,便于赋能活动的开展。此外,其非营利性质又使其可以在帮助弱势村庄面对强势寻利资本时发挥作用。

从M村案例看,S中心的行动得到了政府、乡村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这种信任又为其助力M村获得更多资源做了背书。以其主导设立众筹K公司为例,速度快且参与者众,除透明治理机制外,众筹公司很放心将日常投资运营活动交由S中心帮助监管。各类专业人士或慈善人士也很乐意通过S中心平台向M村提供帮助。咨询公司L提供的活动7也是由于S中心向政府推荐,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使M村获得此项赋能。

在政府鼓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公益组织主导赋能乡村的模式也易于在实践得到推行。

(二)赋能乡村的有效机制是嵌入式社区营造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1985)提出的嵌入观点认为经济行动是在社会网络内的互动过程中做出决定的。沿着这一逻辑进行扩展,任何关于人群的行动的有效性也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实现,且这种互动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发生。换言之,在本研究看来,赋能乡村一定首先是对乡村中“人”的赋能,因而必须重视村民的社会属性,遵循社会互动的规律。分析M案例,S中心的行为表现出下列特点:

活动性嵌入

S中心在M村开展的活动都与M村本身的经济或社会活动密切相关,或者是这些活动的延伸,或者将提升村民技能的培训嵌入在既有的乡村活动中。例如,M村本来就有蜂蜜销售,只不过之前是分散的、无品牌意识的,S主导设立的K公司嵌入进来,与村民合作社以组织间合作方式打造蜂蜜品牌、提升市场知名度、拓展市场范围并提高市场收益,这其中涵盖了与村民的沟通、探讨、使村民共同参与。活动7议事规则的培育开展,直接嵌入乡村本来就有的村民自治理事会活动,在理事会真实的一个个议题(如扶贫绵羊分配议题、集体养殖议题、是否接受与外来种子公司协议种植土豆议题等)中用参与式带动完成技能传授。

这样的好处是S中心作为外部组织对村庄惯常运作的干涉程度可控、可被接纳,赋能的目的在活动行为中渗透实现。

人员嵌入与人才培养

外部组织赋能乡村以项目形式开展,由项目人员具体实施,效果如何首先取决于赋能对象对项目人员的接纳程度。

人员的嵌入表现在人员在当地社会结构中的融入,有位置、有角色、有互动联结进而被认可,即拥有由于在特定人群中与人互动而形成的社会资本。

M村案例中,S中心在当地能容易地开展工作,与中心负责人H密切相关。2003年,H作为某国际基金资助复建S镇当地古建的项目主管来到此地,项目历时几年,其成果获得国际国内广泛认可,同时也开启了H与此地的机缘。复建带来的对当地经济、社会的改变,激发了H对乡建的思考和参与激情。由于H的付出和成就,加上为人谦和和友善,他收获了当地政府及群众的极大尊敬,在当地威望很高,积累了极强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由于他的专业成就和本来的人脉,在全国乃至国际上的各类专业圈子里也联结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因此,当国际项目结束时,H在当地政府的挽留下选择留下,一方面继续为当地古建筑复建,作为政府顾问协助做发展规划,一面设立了S中心,选择M村开始了自己理想村建的试验。

分析M村案例,活动3亲子阅读项目人员B从实施开始就吃住在村民家,历时约七个月,其中仅短暂离开。一开始,B要求家长(主要是妈妈)必须陪同孩子才可参加活动(早期有家长把孩子送到活动处就离开),一些家长不情愿认为耽搁自己时间,但随着B住在村民家,每天完全融入村民日常生活,逐渐得到村庄老人及小孩越来越多的接纳和认可,进而接纳和听从B所安排的事项。目前,活动3完全由妈妈们成立的自组织“爱娃娃”小组接替,脱离了帮扶,实现了S中心的项目目标。

除了普适性的赋能乡村,S中心希望实现对乡村本地人才的培养,从而留住支撑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基础。对F的培养即基于此。F是从M村走出的大学生,独立、个性且对家乡有热烈的爱。S中心发现她时,她已在省会城市的大企业作为管理人员工作了快两年,S中心和K公司用对M村未来的展望和蓝图打动了她,最终以尚具竞争性的工资使她作为K公司在M村的驻村代表于2016年初参与进来。S对F 的培养,一方面让其具体承担项目任务,一方面提供与各种外部资源接触的机会,“走出”的培训对F来说成为家常便饭。在F的能力成长到一定水平,K公司又物色了村民1、村民2作为项目助理加入项目实施中,项目日常工作主要由此二者在村里推进,F开始更多的时间在镇上的S中心工作,管理更多的外部资源。2018年5月,F、村民1、村民2通过活动1“走出M村”项目开始了历时半个月的去S中心挑选的不同省份的5个具有代表性的村镇进行有关乡建的考察交流。村民8(男,27岁)是K公司邀请专门管理电商平台,已外出参加过市场营销主题的培训。

对于能力成长,F说:我还不太清楚H先生让我回到S中心上班的目的。现在我自己也有了好多资源,但的确不知道具体如何用,如何落地。

项目人员F、村民1、村民2、村民8与M村有连带关系,他们与村民之间互相了解又有情感联结或者说就是嵌入在M村的乡村社会中,成为S中心与项目落地乡村的联结者、沟通者、实施者、推动者,他们构起了S中心赋能M村的既各有分工又有层级的管理体系。相信未来F有望成长为可以接管S中心职能的人才,这种在地化成长起来的模式才有可能保持住助力乡村成长的资源并使其动态生长,这大概也是S想要实现的目标。

重视引导乡村社区营造

一方面,赋能乡村以相对独立的不同项目方式进行,另一方面随着自治意识的觉醒,乡村的各类自组织也开始丰富起来且各自为阵开展活动。不少的研究者已发现,之前二元体制格局以及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使得村民对村庄集体的归属感及认同感下降甚至淡化,乡村共同体意识淡薄,难以采取诉求一致的集体行动,以致在发展选择上普通村民处于弱势。乡村毕竟是整体的,尤其在中国,乡村重要的资源是集体拥有的资源。基于此,S中心在赋能M村时,实际上同时也在重视赋能M村的社区营造,组织多次有关社区营造主题的活动,以致像村民1这样的留守妈妈在交流中,“社区”、“自组织”这类词常常随口轻松吐出,而且运用得当。

社区营造的特点一是共同参与,二是为共同的利益,三是在行动上的协同。因此,在M村案例中,村民1说:村里新发展了一些自组织,包括以前的戏曲小组、唱歌娱乐小组等,以前各自为政,现我们在逐渐推动融入“走进”“走出”项目。而村民自治理事会也成为了协同的平台和机制。

(三)进一步的讨论

1.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共治的格局可有效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S中心和H先生围绕乡建,在政府、社会和乡村之间搭建起了平台,该平台功能:沟通和协调、资源集聚、选择及过滤。

(1)沟通和协调

一方面,国家虽然大力“输入资源”到乡村,但到了基层,面对若干乡村,在资源配置上,基层政府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善于争抢的乡村自然可能分到更多更好的资源,对于能力弱而又难以被政府注意到的村庄,自然处于弱势。M村规模小又多年封闭,是H先于村民自己更多地发现了M村的文化价值和独特的资源禀赋,因而从专业的角度协助为M村争取到了古建修复资金、修路资金。

另一方面,政府以行政机制实施的某些管理,被有“自利”特征的村民不认可,如有村民基于成本和速度考虑在自建房时,使用了混凝土,破坏了整体的传统村落风貌,政府要求整改但村民认为并不违法,一时局面尴尬。H也是利用专业能力提出各方认可的解决方案。

(2)资源集聚

S中心一方面通过自己已有的关系网络吸引各路资源集聚M村,另一方面通过媒体吸引注意力以实现资源增量,为当地集聚起大量高质量资源。

(3)选择及过滤

事实上,H先生以古村落保护的政府规划为理由,技巧性地挡住了单纯寻利资本的进入企图。他是担心如果村民还没准备好、还没完全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万一被眼前的利益诱惑打倒了呢?

可以设想,当乡村自治能力成长起来后,乡村基层治理及发展的格局就可真正实现以乡村为主,同时使政府真正可以做到不必万事包揽,促进政府职能转型。

2.乡村自治能力的成熟可以促成社会的平衡发展

除了资源禀赋和制度因素而外,影响社会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人”的因素,尤其是人自主选择的能力,这与尊严、机会相关。因此,通过对乡村赋能,使村民、村民集体的自治能力达到成熟的水平,可以做到从容、理性的选择,这才是对社会平衡发展的真正促进。

公益组织赋能乡村使各参与治理主体之间共生发展

公益组织在赋能乡村的过程中,需要经历与政府、乡村等其他治理主体的频繁互动,这有助于公益组织进一步明确使命、探索目标实现方式,从而实践出一条与各主体共生发展的路径。

特定村庄的发展路径及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但赋能乡村,首先解决“人”的自主选择能力和发展机会问题应该是确定的。

 

(作者刘雪梅,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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