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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政府背景下的公务员诚信问题

部门:研究生部 文:李季 图: 签发人:李军 发布时间:2009年12月14日 字体:

 

诚信政府背景下的公务员诚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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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 诚信政府是诚信社会的重要组成,而公务员的诚信是政府诚信的关键。本文对公务员诚信的意义、概念、内容进行了研究,认为公务员诚信的总体要求即公务员职业操守,包括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至上、忠于法律、公正廉洁执行公务和恪尽职守等;而公务员诚信的具体要求,包括严禁在公务活动中送、受礼品;限制公职以外的活动;不得利用公职牟取私利、假公济私;要保守秘密、申报财产和限制离职人员活动等。
[关键词]诚信政府,公务员,行政法治
 
诚实信用不仅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根基所在。如果政府以善意不欺的态度和行为面对公民是政府合法性的根本依据之一,那么诚信对政府的必然性意义并不亚于其对合同或民事行为的重要性,甚至对整个社会的信用机制和良性运行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诚信社会的环节包括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既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诚信,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诚信。
诚信政府,是要从履行公务的人的诚信做起的。诚实信用,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的解释是,在普通用法中,这一词语一般用来描述目的诚实和不欺诈的内心状态,概言之,即忠实于自己的义务或责任。从自然人的角度来看,诚实信用是内心状态与外在行为的结合,特别在民法上,诚信原则的种种表现,莫不与当事人内心状态的要求有关[1]。当我们考察行政法领域内的主体即行政机关时,可能面临难以查清一个拟制主体的内心状态的问题,然而任何行为都是一定内心状态的体现,将主体的内心状态和行为结合起来考虑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政府诚信的含义。可以说,公众对政府的信心首先来自于所接触的单个的公务员,公务员的行为方式和职业操作规范,甚至态度、语言等方方面面,无不代表政府出现,如果每一个个的公务员是不诚信的,不值得公众信赖的,政府诚信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建立诚信政府,首先就是从一个个公务员开始,公务员的忠诚、廉洁、守法是至关重要的。公务员以诚信待民,就能凝聚民心,增强民众的认同感,赢得公众的支持和信任,才能使公众从公务员真诚的为人民谋利益的行为中受到感召,并自觉效法,从而形成以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一、公务员诚信概述
公务员的诚信,或言诚信政府对公务员的要求,既有法律上的要求,也有类似道德规范和廉政规则中的要求,可以概括为职业操守,是公众对国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及其能力的信任,是公务员的行为准则和应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各国均有对公务员品行端正,依法履行职责的规定,特别是忠于职守,公正廉洁,克己奉公方面,要求公务员对人民诚信和忠诚,进而建立行政机关与人民之间良好的信任关系,目的使公众对公务员与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公正廉明更有信心[2]
关于公务员职业操守的规定,不仅包括相关的行政法律和刑事法律的规定,还包括行政机关的内部规范,以及称为道德规范[3]和廉政规则的规定。例如,新加坡政府先后出台了《公务员法》、《公务员纪律条例》、《防止贪污法》、《财产申报法》、《现行反贪污法》、《没收非法利益条例》等。还有一套五卷本《指导手册》。这些法规和条例对公职人员的工作、生活、言论和行为一一作了规范。加拿大19946月《公务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法》,韩国19811231颁布,1987年、1988年、1991年、1993年四次修订的《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新西兰国家公职委员会1990年颁布的《新西兰公务员行为准则》,法国1988年《关于政治生活透明的第88—227号法》,韩国1982年《行政监督法》,瑞士1958年《联邦责任法》,印度1947年《防止腐败法》,1964年《中央文官行为准则》,法国1979年《说明行政行为理由及改善行政与公众关系法》,墨西哥《公务员职责法》,菲律宾《公共官员与雇员品性和道德标准法》,美国1993年《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佛罗里达州阳光法修正案和公务官员及雇员道德法》,加拿大《舞弊行为调查法》,南非《反贿赂法》和《严重经济犯罪行为调查法》,日本《政治资金调整法》,巴基斯坦《政府公职人员行为条例》以及新加坡宪法有关公务员纪律处分程序的规定,美国法典关于贪污贿赂和利益冲突的规定,菲律宾刑法典有关公务员犯罪的规定等等,不一而足。我国《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以及刑法中关于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罪刑规定也在此列[4]
根据我国《公务员法》的规定,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进入公务员序列的一般公务员和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都要遵守诚信义务。《公务员法》第十二条规定了公务员应当履行的义务:(一)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二)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认真履行职责,努力提高工作效率;(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四)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五)忠于职守,勤勉尽责,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六)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七)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八)清正廉洁,公道正派;(九)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2004年《宁波市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处分处理试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和省、市有关政府信用建设规定,在行政管理或民事活动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存在欺诈、胁迫等行为,损害经济发展环境的,责令检查、限期改正、赔礼道歉,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通报批评或待岗教育处理。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处分”。[5]2008年四川省成都市出台《诚信政府建设若干意见》,要求建立公务员信用记录,实施诚信政府评级考核和责任追究,各级行政机关除了建立和完善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信用记录、警示、公示制度外,还将诚信作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加以考核。行政机关的失信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除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应根据《公务员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6]这些规定不仅明确诚信原则,而且可说是将违反诚信上升为法律责任的先行者,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诚信原则对公务员的要求集中体现在对执行公职的公务员的义务与职责要求上,既包括宏观上要求公务员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为重,忠于法律等要求,也包括微观上不得收受礼品,不得经商等具体规范要求。
二、公务员诚信的总体要求
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和职业操守是一国政府执政水平和能力的直接体现,所以,诚信政府对公务员有所要求是要将公务员整体作为行使公权力的行政机关的代表考察,要求公务员具有崇高的职业道德,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重,忠于法律,公正执法,恪尽职守,作为宏观层面的、最为基本的职业操守为整个公务员群体定位。
第一,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至上
诚实信用对公务员的首要要求,就是时时刻刻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重。(1)公务员应当树立正确的利益观,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思考和行使公权力,确立政府为公众服务的观念并落实到职业活动中去。韩国将这一要求概括为和蔼和公正无私的职责,要求每个政府雇员作为全体公民的公仆,应该为公众的利益履行其职责……他(她)在执行公务时应该积极关心国民的利益,并表现公正无私。第二,公务员应当尽最大可能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特别是在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由于职责的特殊需要,在必要情况下甚至要求牺牲其个人利益。这一点要求在现代社会尤其重要,因为公务员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自觉或者不自觉会要求和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因此现代法治的趋势是,即使没有明显证据表明已经有利益冲突发生,公务员也不得为可能使民众产生怀疑有利益冲突的活动,2003年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案就是一例。《新西兰公务员行为准则》要求雇员应诚实地、不偏袒地执行他们的公务,并避免可能危及他们的廉政或者引向利益冲突境地的行为。(2)公务员的职业决定了执行公务是出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地区利益、部门利益和政党利益。比如1980年修订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官员法》第52条规定:官员为全体人民服务,而不是为某一政党服务,他应当公正的、不偏袒任何政党的去完成他的使命;在执行职务时,他应考虑的是普遍性的利益
第二,忠于法律
公务员忠于法律其实是将诚信要求法律化的表现,公职人员依法行政,就是将诚信的内心状态外化为行为的重要表现之一。比如《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第一章总则规定:行政机关部门是公众信任的部门,因此要求其雇员必须将忠于宪法、法律及道德准则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公务员忠于法律,既要遵守法律的具体条文规定,也要遵守法律的原则和精神,从实质法治的角度服从和信仰法律,任何违背法律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即使符合法律规定的却巧妙规避法律的行为尽管形式上不违法,但由于违反了实质法治的要求,违反诚信原则的要求,也就是违法,是不忠于法律的行为。
第三,公正廉洁执行公务
执行公务的要求能在若干行政行为中找到对应的内容,下文将有展开讨论。关于廉政,各国都将其作为建立现代社会、促进良政和法治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廉政是以人性恶为基础之上设计的,反腐败应当依靠廉政制度,但是公务员道德观念的塑造和修养同样很重要。
第四,恪尽职守
诚信政府要求公务员尽职尽责,这在各国也有相应规定,如《新西兰公务员行为准则》要求雇员执行公务时应诚实尽责诚实的、忠诚的和有效的执行他们的公务,日本《国家公务员法》第九十六条规定,所有职员必须作全体国民的服务员,为公共利益进行工作,工作时应竭尽全力,专心致志韩国的《公务员信条》要求公务员在单位应付出敬意和信赖,在职务上应献出创意和责任。而且,诚信政府要求公务员不仅是尽职尽责地履行公务,而且要为实现公民合法权益尽可能的提供条件、排除障碍,进而,对恪尽职守的理解应结合现代行政从单纯的强制行政向非强制行政,从秩序行政向给付行政发展,政府角色向服务政府转变的趋势予以考察,公务员不仅仅是依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履行职责,简单的依指令行事,更应在符合法治要求下能动的履行职责,给社会和公民提供高效高质的服务,真正向服务型的政府转变,从而从本质上符合恪尽公务员职守的要求。
三、公务员诚信的具体要求
道德上的诚信与法律上的诚信是不同的,前者建立在对命令我们做好人和纯粹的人之戒条的服从上;后者建立在对未违反法律规范行事、未实施不义行为的确信上,道德上的诚信在向法律上的诚信转化,但是二者并非等同。[7]所以,上述法律以及职业规范的要求其实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将公务员定位在高于一般道德水平的角色,包含了假定公务员代表高素质和优秀品德的群体的预设,《加拿大公务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法》就规定公职人员之活动应诚实,坚持最高的道德标准,以便保持并增加公众对政府的廉政清明,客观与无私之信心。《菲律宾公共官员与雇员品性和道德标准法》也规定:正义与真诚——公共官员或雇员应时刻对人民真诚。他们必须公正和真诚的办事,不能歧视任何人,尤其不能歧视贫民和社会下层公民。这些要求事实上已经超出一般道德水平,因此对公务员而言只是道德层面上的,不是法律层面的要求,更无法追究法律责任。因此主要体现在公务员的内部规定和行为规范上。
第二个层面才是法律层面,虽然有部分道德要求同法律重合,或者已经法律化,但因为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只能将公职人员定位于普通人或者稍高于一般人的道德水准,所以应该说法律上的诚信整体要求低于纯粹道德要求。界定法律责任的意义在于,法律上的诚信和泛泛意义上讨论的诚信是有关联、却又不完全相同的问题,并非任何非诚信的行为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只有突破了法律界限的才有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现代法律自主或不自主的把个体理解为经济人和理性人,即最大化追求个人利益的人。因此,具体诚信要求都是有可操作性的,并没有超出公务员作为普通人和其职业身份能够承受的程度,这也是世界各国经验的总结。
第一,严禁在公务活动中送、受礼品
各国立法规定有所不同,有的国家是明确规定不得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任何形式的馈赠和捐赠。比如《奥地利公务员法》规定不许索贿、受贿和随便受礼,即使是名誉性礼品。但是如果更务实和客观的看待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公务员完全不接受任何物品或送出物品是不可能的,那么,允许接受礼品的原则是必须对公务人员的公务活动以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不产生不良影响,受礼者与送礼者之间不因此而承担某种义务,不使外界对公职人员公正履行公务产生任何疑问。这一原则在各国有不同形式的规定,比如美国《道德改革法》规定,公务员接受价值300美元以上的礼品必须作出说明,必须将礼品上交。加拿大的政府部门对各级官员接受和赠送礼物都有严格规定,并专门设有“审计和道德部”负责监察执行。联邦部长或是相当于部长级的官员收到超过200加元的礼品,就要向“道德委员会办公室”汇报,官员们收受的礼品清单则会被公开张贴在政府网站上供公众监督。因工作需要送礼时,官员们可以到联邦政府专门成立的“礼品银行”挑选,那里大部分是代表加拿大形象的礼物。若想赠送“礼品银行”之外的礼品须报财政部批准。加拿大警方对收礼的规定更为严格。韩国2003年公布的《公务员保持清廉行动纲领》规定,国家公职人员一年之内接受与本人业务无关的礼品的总数不得超过15万韩元;公职人员可以接受茶水、咖啡、公共聚餐等一般性招待,但不能接受与本人职业有关的礼金和礼品;公职人员赠送红白喜事的礼金不能超过规定的范围,并需向“公职人员道德委员会”如实申报。我国也有规定,要求“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不得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馈赠,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的礼品,必须登记上交。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不含亲友之间的交往)中收受的其他礼品,除价值不大的以外,均须登记”。[8]
第二,限制公职以外的活动
(1)不准经商。经商的范围,包括担任营利性组织的负责人、发起人、经理、管理人员、董事、顾问等。瑞士《联邦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不得兼营副业与工商业,其家属也不得开办餐馆、咖啡馆等。法国《公职总法典》规定,“公务员有义务把全部职业活动用于完成所赋予他的使命,因此,禁止公务员兼任其他有利可图的工作”,“在行使职权或在任职期间如犯有过失,给予惩戒制裁”。新加坡规定不准直接或间接地拥有在新加坡营业的任何公司的股份或证券。巴基斯坦规定非经政府事前批准,任何公职人员不得参与银行、公司的创办、注册和经营,除了履行公务外,未经批准也不得经商或接受雇用工作。但是法律也规定,公职人员如果是承担宗教和社会事务或慈善事业名誉工作以及文学艺术方面的临时性工作,可以不经批准。其前提是不能因此影响公务工作,不能与其公职人员的身份不相称。此外巴里斯坦还对公职人员从事投资和投机活动作出限制。
2)限制兼职。对兼职的限制包括限制兼职,禁止兼职或允许有条件的兼职三个等级。如果是工作需要、经机关批准的兼职是允许的;如果是学术性、研究性的合法组织,公务员一般是可以参加的。例如《台湾公务员服务法》第五条规定了几类不予许可的兼职:(1)与本职有不良影响之虞者;(2)有损机关和公务员形象之虞者;(3)泄漏公务机密之虞者;(4)营私舞弊之虞者;(5)职务不当利益输送之虞者;(6)有利用政府机关之公物或治用公款之虞者;(7)有违反行政中立之虞者;(8)有危害公务员安全或健康之虞者;(9)与本职工作性质不相容者。前项情形,各主管机关有较严格规定者,从其规定。有关限制兼职的规定事实上与公务员其他诚信要求形成交叉重叠,共同约束公务员活动。新加坡则规定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任何政府官员均不得做兼职工作,从事第二职业
3)限制与公职人员身份不相称的其他活动。凡是影响其集中精力履行公职、或与公职人员身份不相称,损害国家利益、政府形象及公众对政府信任的活动都在限制之列。美国1989年修订的《道德改革法》规定,国家公职人员不得在外兼任与其职责利益相冲突的工作或从事与其职责相冲突的事务,包括不得利用职权谋求工作。
第三,不得利用公职牟取私利,假公济私
以权谋私包括用官方职位增加个人收入,对个人或实体给予优惠待遇,利用职务谋取个人利益。新加坡政府严禁官员利用职权假公济私,从事任何牟利活动,任何官员不准直接或间接地利用职权,或允许他人利用自己的名义,为自己的企业或民间团体牟利;决不允许官员家属、子女借其名声、地位非法经商或营私;不准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官方信息或官方地位牟取私利;新加坡政府训令明文规定,政府官员不能依据手中权力来帮助任何人优先签订业务合同或阻止合同的签订,也不得在工作中以任何借口索要或变相索要酬劳。酬劳所指并不局限于金钱。商品、财物等有形物质财富,而且包括任何职位、就业合同,或任何贷款、债务和任何义务以及任何其他服务、恩惠或任何种类的利益,包括庇护不受任何惩罚或官方权力、职责的实施或实施的延缓等等。例如,公务员以公事为由,因私外出,警车鸣笛开道,致使巴士躲避不及,车被刮伤,乘客受轻伤。警车上的公务员假公济私,编造谎言,从而因违背诚信原则,给他人造成的损失要由公务员个人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保守秘密
公务员不得泄密,不管是否因泄密而获益,也不管是否在职,各国公务员法也都规定了未经上级机关允许,不得任意发表与有关职务、所办事项的有关言谈,主要是指牵涉到国家安全、社会利益、或个人隐私的信息。而一般的依照行政公开法要求需向公众公开的事项不和上述国家安全、社会利益、个人隐私冲突的,并非完全禁止。《荷兰基本行政法典》规定行政机关履行职责范围内的任何人,以及在得到有关机密情报的过程中,行政机关知道或者可能知道这一情报的任何人,出于官方或职业道德,应当遵守保密的义务,违背法定条规禁止泄漏该情报的人亦应当遵守保密的义务。除非由于法定条规的规定,他有义务揭示该情报,或者揭示该情报是其职责所必须。
在相当多情况下,公务员的保密职责看似会和公民的知情权冲突,政府机关也往往会利用保守秘密作为挡箭牌,公务员如果在经客观理性判断之后,尤其在能够发现机关行为明显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法的规定时,向公众透露真实情况并不违反这一要求。韩国1996年李文玉监察官案[9],法院判决清楚表明立场:公务员履行职能时,面对上级不当的压力,虽有背于公务员职务上的义务,也应该积极对抗(反对);在公务员遵守秘密义务与公民知情权发生冲突时,应将公民的知情权放在首位。
第五,申报财产
当代许多国家都就公务员申报财产和财务公开问题单独立法,上至国家元首,下到一般公务人员,乃至国有企事业组织负责人,都是申报财产的对象。虽然公开的项目各国不一,但基木的内容包括薪水、兼职收入、股票、合伙人收益、财产净值、某项公债和托管财产、地产等。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1978年美国通过了《政府行为道德法》,明确规定官员均需申报财产。20世纪70、80年代,泰国,墨西哥,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尼日利亚等国也都不约而同地实施了财产申报制度。概括来讲,国外的申报制度一般都设计有初任申报、日常申报和离职申报三种形式。1995年我国《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也要求处级以上的干部申报财产,但是由于申报的范围是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讲学、写作、审稿等劳务所得,而非全部财产,加之申报操作性设计不科学、受理机构缺乏权威性、违反申报要求追究过轻,收入申报制度尚没有起到有效规范公务员活动的作用。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但未见启动。今年两会期间,关于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再次引起关注和热议。[10]
第六,对离职人员活动的限制
离职的公务员可能利用公职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牟取私利,或施加不正当影响,因此限制公务员离职后从事某些职业和某些活动是极其必要的,包括就业限制、不得提供相关内部信息的服务和与政府交涉的限制。
1)就业限制
《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规定,曾在由总统令所确定的职务级别或职务领域工作过的公务员以及与公职有关团体的任员和职员,在退职日起的两年内,不得到与其退职前两年间曾工作过的部门有密切业务关系并具有一定规模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企业就业。《联邦德国公务员法》规定:退体的公务员在结束公职关系以后五年时间内,或者公务员在满65周岁退体后的一年内,担任了公职外的雇用工作或工商工作,而这种工作在他结束公职关系前的五年中与其公职工作已保持着联系,如果雇用工作或工商工作会损害公职利益,必须禁止从事雇用工作或工商工作。
2)不得提供相关内部信息
《澳大利亚公务人员行为准则》规定,公务员在退体或辞职后,不得泄露过所掌握的文件或事实,否则以犯法论处,也不得利用过去的关系谋取优惠。《加拿大公务员利益冲突和离职后行为法》规定:前公职人员不应向他们的当事人提供咨询,提供公众尚不知道的有关他们曾工作过的部门或在他们任职期满前一年曾有直接或实质性关系的部门的计划与政策、有的国家还禁止公务员离职后的一段时间内接受酬谢或好处。
3)与政府交涉的限制
《阿根廷公务员道德法典》规定:公务员在离职一年之内,不管与自己职务直接有关与否,不得为第三人办理手续和管理经营,也不得和国家公共管理部门签订和自己担任和曾经担任过的职务有关系的合同。在对离职人员与政府进行交涉的限制方面,美国政府规定得最为详细和严格,有关内容包括:1.任何政府雇员离职后永远不得代表除美国政府外的任何人,就一项在其就职期间曾亲自介入并有实质性的介入的事务同美国政府交涉;2.任何政府雇员离职后两年内不得代表除美国政府外的任何人,就一项该雇员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在离职前一年内属于他正式职责范围内的事务同美国政府进行交涉;3.任何政府雇员离职后一年内不得利用就职期间所获知的情况,作为美国政府外的任何人的代表、助理、参谋,来参与其本人在离职前一年内曾亲自介入并有实质性的介入的贸易或条约谈判;4.任何政府高级雇员在离职后一年内不得代表美国政府外的任何人,同曾任职的部门的人员沟通或见面,以影响政府人员的官方行动;5.任何最高级的政府雇员在离职后一年内不得代表除美国政府外的任何人,同有行政级别的官员,或者同曾任职的部门的人员沟通或见面,以影响政府人员的官方行动;6.任何政府高级雇员或最高级雇员在离职后一年内不得作为外国实体的代表、助理、参谋,同美国政府部门交涉,以影响美国政府人员的决定。[11]
       综上所述,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公务员制度,既包括法律的,也包括职业规范的,共同约束公务员的行为,将在最大限度减少腐败,也将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权力的正当行使,保持公务员队伍的纯洁,保障公务员个人的事业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将国家、政府、公务员、公民、企业、社会团体等等作为一个信用链连接在一起,构建诚信和谐的社会。
 


* 作者:李季,四川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副教授。王静,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讲师。
[1]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第90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加拿大公务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法》规定的立法目的。
[3] “放眼当今世界,国家公务员伦理要求法规化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大趋势”。王伟、车美玉,[韩]徐源锡著:《中国韩国行政伦理与廉政建设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81页。
[4] 此外,还有《国务院工作人员守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等。
[5]2004年《宁波市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处分处理试行办法》,宁波东方廉政网
[6]成都出台意见建设诚信政府承诺事项不因领导变动而变动,公务员失信要追究》,《中国纪检监察报》2008年3月30日。
[7] Vease Manual Dela Puente y Lavalle, op.cit.,pp.28s.转引自徐国栋:《诚实信用原则二题》,载于《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
[8]1995年《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第二条。
[9] 韩国公务员任职时要宣誓“本人愿意在任期内和离职后都不泄漏职务上获知的机密”。王伟、车美玉,[韩]徐源锡著:《中国韩国行政伦理与廉政建设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10页。
[10] 《中国酝酿官员财产申报“阳光法案”》,新华网2009年3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9-03/11/content_10993855.htm
[11]周鹏飞:《国外对离职公职人员的限制与规定》,《中国监察》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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