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革命时期，无数革命者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诠释了革命先烈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敢于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由此，革命烈士的临终绝笔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品读烈士绝笔，目的是叩问初心，从中汲取前行力量。

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之心

心中有信仰，行动有力量，革命理想高于天。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一批有志青年甘愿放弃优渥舒适的生活和光明的前程，投身革命洪流，向死而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本是封建大家庭的少爷；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出身于名门望族，哥哥是当时的国民党高官；“愿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陈觉本是富家子弟；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邓贞谦为了革命毅然从北京师范大学辍学；等等。他们为了理想信念，放弃安宁和坦途，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走上曲折坎坷的革命道路。

烈士绝笔是革命战士坚守理想信念的宣言书。夏明翰在狱中用半截铅笔给母亲、妻子、大姐分别写了三封诀别信。他相信母亲“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告诉大姐“我一生无憾事，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行刑前，夏明翰写下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诠释了坚如磐石的信仰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邓贞谦，通过努力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本已经改变生存困境，却在入学不到一年主动辍学，全身心投入革命洪流，后在革命中被捕牺牲。他在绝笔信中写道：“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作一次最后的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莫要说我们一钱不值，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刘绍南被捕时妻子已有身孕，敌人用高官利禄劝降，但被他严词拒绝。在狱中他写下《壮烈歌》：“革命人，你杀不完。有朝一日，血要用血还。刀放头上不胆寒……最后高唱着《壮烈歌》就义，时年仅25岁。毛泽建就义前写下一封简短的遗书，其中写道：“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到那天，我们还会在九泉下开欢庆会。”寥寥数语浓缩了毛泽建对共产主义的无限忠诚和“人民总归要做主人”的坚定信念。方志敏被捕时利用敌人让他写“自传”的机会，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等16篇文章，流传至今，是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名篇。在《我们临死以前的话》里，方志敏写道：“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坚硬的。”李大钊面对敌人的绞刑架，慷慨陈词：“你们今天可以绞死我，但无法绞死伟大的共产主义。”

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革命先烈放弃舒适安宁的生活、走上血雨腥风的革命道路，在生死考验面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从根本上说，靠的是理想信念。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从烈士绝笔中汲取营养，锤炼理想信念，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初心不改，砥砺前行。

二、尽职尽责的担当之心

革命烈士在危难之际心系党组织，不顾个人得失，推功揽过，他们为党付出一切，绝笔信中却流露出有愧于党的情愫。这体现了革命者勇于担当、尽职尽责的政治品格。

1927年，奉系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李大钊为“再造中华”，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裘古怀牺牲当日给党组织和妻子各写了一封遗书，在给党组织的遗书中写道：“我满意我为真理而死！遗憾的是自己过去的工作做得太少，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危难之际还向党建议要壮大队伍：“现在我还未死，我要说出我心中最后的几句话，这就是希望党要百倍地扩大工农红军；血的经验证明，没有强大的武装，要想革命成功，实在是不可能的。”刘愿庵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捕，就义前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所不释然于心的是此次我的轻易，我的没有注意一切技术，使我们的党受了很大的损失。这不仅是一种错误，简直是一种对革命的罪恶，我虽然死，但对党还是应该受处罚的。”刘愿庵为了革命事业献出生命，却仍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并希望妻子继续工作，“努力去纠正——挽救我的罪过”。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正如徐玮在遗书中所说：“生活于此时代，便负有此时代的使命。”民族危亡之际，革命者自觉肩负起谋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重任，有着胸怀天下的使命与担当，生命的最后时刻想得最多的仍是党的事业。革命先烈以集体利益为重，推功揽过以维护党组织的利益，有着“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当此“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之时，当弘扬革命烈士勇于担当、敢于负责、推功揽过的政治品格，为党尽职，为民造福。

三、舍小家为大家的牺牲精神

绝笔信是革命先烈在生命最后时刻写给亲人、朋友和党组织的书信，是他们真情实感的流露。革命者既重国家民族大义，又重夫妻之情、骨肉之情，在民族危亡之际，自觉舍小家为大家。烈士绝笔中，为国牺牲的无悔与对亲人的亏欠、牵挂之情清晰可见，铁骨柔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王器民在绝笔信中表达了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决心：“革命分子如无肯牺牲，革命是没有成功的日子。我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牺牲，我的革命目的达到了。”同时“很是对不住”妻子，“你虽然体量，而我终是觉得对不住呢”。刘愿庵在给妻子的遗书中也流露出无愧于“大家”却亏欠了“小家”的复杂心情：“我已经尽了我一切的努力贡献给了我们的党，我个人的责任算是尽了。”“对于你，我尤其是觉得太对不住你了。……然而毕竟对于家庭、对于父亲是太不孝了。”江诗咏就义前留下绝笔，向父母诉说“加入共产党，是为大多数工农无产阶级谋利益。今死于敌人之手，心中无恨”，望双亲“不要姑息之爱而痛哭不休，致伤玉体，错过天伦之乐也”；向两个哥哥表达了“为全世界大多劳苦无产阶级谋利益而牺牲，终身无恨”与“白发双亲未能奉养”的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刘伯坚“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大义凛然，同时望诸兄嫂能理解他的难处，“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史砚芬临刑前给未成年的弟弟妹妹留下绝笔，信中写道：“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本不应当把这重大的担子放在你身上，抛弃你们，但为着了大我不能不对你们忍心些。”赵一曼就义前给年仅7岁的儿子留下两封书信，寄托对儿子的牵挂、“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的遗憾以及“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邓雅声在给恩师熊竹生的遗书中表达了“今日之死，实所深愿”的无悔与对 “高堂老母，芳年弱妹，红闺少妇，黄口孤女”的牵挂。邓雅声时年仅26岁，绝笔中充满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家人的牵挂和对恩师的感激，细致入微而无一字关于自己，读之令人动容。陈觉就义前给已有身孕的妻子赵云霄留下绝笔。对于妻子，信中写道：“你也迟早不免于死，我已请求父亲把我俩合葬”“以前我们都不相信有鬼，现在则惟愿有鬼”，愿做生生世世的恩爱夫妻；对于父母，陈觉“想起了我死后父母的悲伤，我也不觉流泪了”。劝慰同是参加革命的妻子：“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帮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侠骨柔肠，跃然纸上。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在家尽孝、为国尽忠，家国一体。在革命战争年代，“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在民族大义面前，“小家”让位于“大家”，“小我”让位于“大我”。他们为革命事业死不足惜，但对家人抱有亏欠之情，这种亏欠反证了革命者对“小家”之爱。革命烈士心系国家和民族，也心系父母和妻儿，唯独没有为自己考虑，可谓是战争年代的“无我”情怀。和平来之不易，今天的和平是革命先烈牺牲“小家”、付出生命换来的。要学习革命先烈的家国情怀，将爱国和爱家统一起来，把爱国放在第一位，守护国家、守护和平。

四、革命事业薪火相传的使命精神

在革命者大批被捕、革命事业处于低潮时期，革命者仍坚信革命必胜，并在遗书中嘱托家人和其他革命同志接续奋斗，对革命事业有着高度的使命感。烈士未完成的革命事业，在“继吾志”的声声叮咛中向前推进。

王尽美在病危之际，“嘱全体同志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史砚芬希望弟弟继他志愿：“以后你能继我志愿，乃我门第之光，我必含笑九泉，看你成功。不能继我志愿，则万不能与国民党的腐败分子同流。”钟志申在给哥哥的绝笔中写道：“桃三成人，可继我志，我无念”，将革命遗志寄托在儿子身上。傅烈嘱咐妻子要“继承我底（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王器民嘱咐妻子“不要悲伤损害你的身体，打起精神来继续我的遗志！”希望妻子能找一个共同生活的人，那人若“能继续我的遗志，就好了”，对于儿子觉权，要“设法教育他，引导他继续我的革命事业”。一言以蔽之，“继我志呵！”刘谦初嘱咐革命伴侣张文秋：“望你不要为我悲伤，希你紧记住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好好爱护母亲！孝敬母亲！听母亲的话！”这里的母亲即指党中央。刘伯坚在遗书中嘱咐妻子继续革命，并好好抚养孩子继他志愿：“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郭亮由于叛徒告密被捕，给妻子李灿英留下临终绝笔：“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继承革命遗志成了这封简短的遗书的主旨。刘愿庵也嘱咐妻子“把儿女子态的死别的痛苦丢开，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要一刻的懈怠、消极”。

革命事业之所以能代代相传而奋斗到底，既与新一代革命者牢不可破的信仰有关，又与上一代革命者的殷殷期盼有关。先烈就义时革命尚未成功，他们在遗书中嘱托亲人继续革命，是对革命持有的高度使命感。一声声“继我志”的嘱托，不仅是革命行动的寄托，更是革命精神的寄托。“继我志”的嘱托推动烈士家属参加革命，也支撑其在坎坷的革命道路上不变节、不放弃。我们都是传承链条上的一环，新征程上，要牢记初心使命，继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不遗余力地将历史的接力棒传递下去。

五、结语

绝笔信是革命战士浓烈而真挚的情感吐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有的回首初心，是信仰的自白；有的慷慨陈词，为人民作最后的斗争；有的饱含牵挂、嘱托与期盼……内容丰富，是共产党人的精神营养剂。绝笔信既承载着革命烈士的真情实感，又从个体的角度记录了时代的风云变迁，是个人生死存亡和时代巨变的深切交融。今天，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伟大事业已经生根、开花、结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常品读烈士绝笔，必能回首初心，勇担使命，将革命先辈开辟的伟业发扬光大。

（作者分别系四川省委党校党的建设专业研究生，党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