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和结构转型引发的新问题

    一、就业面临不确定性

    市场主体用工意愿还没有稳定增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给制造业企业经营带来较大困难，出口也面临冲高回落的压力，导致劳动边际产品价值难以升高，市场主体不愿增加用工。行业用工恢复不平衡，制造业恢复快于服务业，但增加的主要是缺乏吸引力的一线普通岗位。贸易摩擦影响就业，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变大，将影响外贸企业的经营和用工。就业不充分和失业回滞问题持续，除了失业，有效工作时间不足、准待业、丧失信心放弃找工作等问题突出，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回升的力度变弱，就业恢复速度慢于经济。自然失业率面临上升风险。疫情期间就业者离职率升高，失业者入职率下降，部分失业人员演变成长期失业者，外加失业率最近一年处于高位，自然失业率上升压力加大。

    二、青年就业形势严峻

    预计2022年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人，未来一段时期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年轻人劳动参与率低。国际劳工组织《2020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显示，全球1/5的年轻人是“啃老族”，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生也存在类似问题。年轻人灵活就业质量不高。从事在线营销、自媒体、电子竞技等灵活工作的年轻人，收入不稳定、技能水平提升不多、职业发展前景不清。高校扩招积攒压力，研究生、专升本扩招，会加剧高学历就业难问题。考研落榜生规模庞大，出国留学受阻加剧考研竞争，即使录考比例由去年的1:3.1提高到1:2.9，今年落榜生依然增加17万人，达到创新高的247万人，大学生“慢就业”“不就业”问题更甚。非名校毕业生就业空间更窄，非“211”“985”“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更难进入大企业；一般大学、职业院校毕业生选择进入外卖行业比例上升，《骑手就业报告（2020）》显示，美团295万外卖骑手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占1/4，其中本科生17万人、研究生6万人。

    三、灵活就业冲击制造业用工

    受原材料成本上升和科技创新能力弱的制约，制造业企业没有支付更高工资的盈利能力，人们普遍还陷在“要省成本先从人工开始”的旧思维，车间相比灵活就业岗位成为差工作的代名词，制造业用工需求虽然旺盛，但无法得到劳动者的积极回应。与此同时，中国灵活就业领域不断扩展，就业人数日益增长。据人社部统计，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总规模达2亿左右，其中网约车驾驶员309万，邮政快递从业人员已超过400万，美团平台注册外卖员接近1000万。制造业失去和想招的年轻劳动力，很多都在2亿人的灵活就业大军中，数字平台的外卖、快递、直播工作，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不用远离繁华都市，工资水平还高，这些优点被口口相传，间接使制造业陷入非常严峻的用工困境。

    四、数字化转型就业瓶颈初步显现

    劳动节约型数字技术替代效应变大，新岗位缺乏合格劳动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面临技能人才短缺难题，人社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的《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显示，物联网安装调试、无人机驾驶、电子竞技的用工缺口都是百万级的。劳动互补型数字技术的就业红利开始减弱。快递、网约车等行业竞争加剧带来工资下行压力。据央视财经报道，快递派送费已由1.5-2元/件降至0.4元/件，每单利润仅有0.25元，部分快递员收入相比2018年下降50%。少数地区和行业过度追求数字化，盲目将稀缺的资本和土地投向不具备发展条件的数字产业，影响了传统制造业的就业功能。

    五、疫情令失业问题复杂化

    摩擦性失业问题加剧。在经济重启期，劳动力跨部门、跨区域转移所需时间更长，企业不愿意为普适性劳动技能培训买单，人才市场运转效率不高、互联网招聘混乱等问题不利于劳动力配置。结构性失业来源更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在疫情后更具吸引力，劳动力供需更加失衡。除了法定最低工资外，企业还得考虑青年劳动力日益高涨的工资预期，导致实际最低工资高于劳动力市场出清水平。疫情期间存活下来的企业为避免员工跳槽，普遍提高效率工资，导致结构性失业。

    促进就业和经济协同恢复

    一、夯实就业恢复基础

    全力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巩固服务业恢复性发展，加快聚集性消费、接触性消费复苏进程。加强用工大省和劳务输出大省对接。尽早做好应对贸易摩擦的稳岗就业预案。保持失业保险、政府安置、企业吸纳等政策对失业、就业不充分人员的帮扶力度。

    二、做好青年就业工作

    健全多渠道灵活就业保障制度，实施灵活就业意外伤害保险补贴政策。加快全面恢复本地高校招聘活动。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指导，深化百万青年技能培训行动，提高毕业生就业见习能力。规范校园招聘和实习制度，保护毕业生权益。确保基层单位用人的公开公平性。帮助考研落榜生、离校未就业、家庭困难毕业生就业创业。

    三、提升劳动者数字化技能

    引导劳动者主动加强数字技能学习。开发职业技能培训数字平台。探索制定数字职业技能标准和认证机制。建立企业、政府、个人共同参与的数字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支持职业院校增强应用数字机床、工业机器人、工业物联网等相关课程教学能力。提高快递物流、直播销售、汽车代驾等互联网从业人员综合素质。

    四、营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环境

    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办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保护制造业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推动制造业跨区域转移，把制造业和就业机会留在国内。进一步降低制造业成本，提高企业发展能力，增强企业收入分配向劳动者倾斜的能力。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应对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问题，优化环保、消防、税务、市场监管等执法方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引导制造业改变企业文化，向社会展示更好的形象、技术和工作环境。

    五、优化劳动力市场管理服务

    落实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督促服务机构切实承担自身责任，加强主管部门事中事后监管，提高远程监管、移动监管、预警防控等非现场监管能力。支持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各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发展，引导提供联合招聘、重点行业企业就业、重点群体就业、促进灵活就业、就业创业指导与培训、劳务协作、供求信息监测等服务。

 （中国发展观察  2021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