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哲希：人口数据中的挑战

一是人口显著流出地区的经济发展转型问题。31个省份中有6个省份的人口规模出现减少。经济发展模式如何适应这一人口变化，探寻注重人均GDP增长的新发展模式，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是人口大规模流动背景下的子女教育问题。人口流动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不容忽视，本次普查数据显示，部分省份存在“少儿占比高而受教育年限低”的情况。贵州（23.97%）、广西（23.63%）、河南（23.14%）、江西（21.96%）、河北（20.22%）、湖南（19.52%）等少儿人口占比高于全国水平（17.95%）的省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8.75年、9.54年、9.79年、9.7年、9.84年、9.88年，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91年）。这一反差凸显了当前在大量人口流动背景下子女难随迁、教育质量难得到较好保障的局面。

三是积极应对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确定性挑战，其本质上是由生育率下降与预期寿命延长所致，这两大趋势依然在延续。当前，要认真汲取已有的国际经验与教训，尽快尽早拿出应对方案，减缓老龄化对经济的冲击。

 （经济参考报  2021年5月17日）

蔡昉：依靠深化改革化危为机

首先，落实好中央关于“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的相关部署，推动实现自主生育，努力促进生育率适度回升，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国内和国际范围的调查都发现，无论实际生育水平是高是低，一般家庭的理想子女数大都为两个左右。实际生育率与理想子女数之间的差额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育”成本的高低。因此，我们应该抓紧利用已经为时不长的机会窗口，从妇幼保健、劳动就业、托幼教育等方面，切实降低“三育”成本，挖掘稍纵即逝的生育潜力。

其次，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转移劳动力在城镇落户，增加和稳定劳动力供给，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无论是挖掘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潜力，还是促进农民工落户进而缩小两个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都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从中收获供需两侧“一石三鸟”的改革红利：一是增加非农劳动力供给，缓解工资成本过快提高的趋势；二是促进劳动力跨城乡、跨地区、跨产业流动，释放资源重新配置的生产率潜力；三是提高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解除其后顾之忧，释放其消费潜力。

再次，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双管齐下改善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从“十四五”期间开始，我国应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均等化水平入手，显著加大再分配政策实施力度，尽最大努力缩小收入差距。

最后，从破除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促进市场主体的进入和退出、加强社会政策托底入手，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相关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越是把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在社会层面予以托底保障，就越是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因而无需对落后的产能、低效率的企业乃至过时的岗位进行保护，避免资源配置的僵化和退化。

 （经济日报  2021年5月21日）

蔡之兵：应对人口格局演变趋势的对策

实施更加包容的生育政策，提升生育包容性。普查数据反映出我国人口发展中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规模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总和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等。针对这一情况，未来的人口政策应该坚持系统思维，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释放生育政策潜力。

通过更加均衡的城乡政策支持人口安居。一方面，要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精准破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重大政策性、保障性难题，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居住的城市稳定落户。另一方面，要稳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加快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激发乡村产业内生活力，为更多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通过更加科学的区域政策引导人口流动。一方面，针对人口流入地区，要尊重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在土地与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给予人口流入地区更大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针对人口流出地区，应坚持因地制宜的精准思维，结合这些地区实际发展情况，制定特殊化、差异化、内生化的区域政策和地方发展战略，重新培育吸引人口的新比较优势。

通过更加精准的产业政策保障人口就业。在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由于国内产业升级面临较大阻力、产业结构层次有待提高等一系列问题，我国大学生以及研究生的就业压力长期较大。有鉴于此，未来要通过实施更精准的产业政策来突破制约我国产业升级的桎梏，不断提升我国产业体系在全球价值链和技术链中的位置，为我国高素质人才就业提供更多选择和更大空间。

 （学习时报  2021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