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随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二方面军重新北上，终于实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会宁静宁，胜利结束长征。

此前，1935年8月1日，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并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5年12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调停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加快了第二次合作的谈判进展。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通电，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呼吁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共赴国难宣言，宣布：“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日前线职责。”以此为转折点，长征精神在红军长征结束后的进一步发扬光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更加突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立总指挥部。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八路军军歌》的歌词可以看出长征精神在这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上的承载，尤其是更加突出了“争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八路军军歌》的歌词如下：

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十年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奔战场，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游击战，敌后方，铲除伪政权;/游击战，敌后方，坚持反扫荡。/钢刀插在敌胸膛，钢刀插在敌胸膛。/巍巍长白山，滔滔鸭绿江，誓复失地惩强梁。/争民族独立，求人类解放，这神圣的重大责任都担在我们肩上。

上述歌词中的“铁流两万五千里”“苦斗十年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是说八路军就是当年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就是“争民族独立”“求人类解放”。 “求人类解放”指的是共产党人的终极目标，即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争民族独立”是指这支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的军队当前肩负的重大责任，即救国救民、救亡图存。这是八路军肩负的“神圣的重大责任”。这就更加突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而长征精神则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二、进一步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军委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强调：“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共中央在争取八路军领导权的同时，对新四军整编中的领导权也同样重视。叶挺担任军长的过程和新四军番号的由来就说明了这一点。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流亡国外，“九一八事变”后到澳门居住。“七七事变”后，他结束流亡回到国内。“八一三事变”后，叶挺向蒋介石提出，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的建议，并说改编后番号叫“新四军”。蒋介石接受了叶挺的建议，番号则得到了国共两党的认可。蒋介石认可“新四军”，是因为他任总司令的北伐军中有个第四军。毛泽东认可“新四军”，是因为他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个军，即毛泽东、朱德井冈山会师后的第一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中共第一军。再加之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北伐的8个军中第四军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共产党员叶挺任第四军直属独立团团长，具有辉煌的战绩。直属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负有“铁军”的盛名。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中共认可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同时决定成立以项英、陈毅为正副书记的军委新四军分会，以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

从《新四军军歌》的歌词可以看出，这支由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军队身上所承载的“红色基因”。《新四军军歌》的歌词如下：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获得丰富的斗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的驰骋/深入敌后百战百胜/汹涌着杀敌的呼声/要英勇冲锋，歼灭敌寇/要大声呐喊，唤起人民/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上述歌词中的“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是指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中的八个军中第四军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而共产党员叶挺时任第四军直属独立团团长。现在这支“新四军”继承了北伐军第四军“铁军”的光荣传统。“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是说“新四军”的前身就是曾经孤军奋斗在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上的那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曾担任过红军第四军的政治部主任)。“新四军”这支队伍中的陈毅等人虽然没有参加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但它继承了红军第四军革命先烈的殊勋，承载着红军特有的精神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四军”的精神风貌也蕴含着红军长征精神。

为了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原则。1938年11月，他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会上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是对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红军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三、坚持和强化党领导的军队的“人民军队”性质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投入抗日战争以后，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这就阐明了八路军、新四军与当年的红军一样，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它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坚持和强化党领导的军队的“人民军队”性质，必须要有铁的纪律来保证。在抗日战争中，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不仅严格遵守红军时期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拥政爱民运动。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农业展览会上讲话时，就通俗而深刻地说明了军民合作的道理：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老百姓是主人，我们要军民合作。8月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出《关于严整纪律改善军政民关系的训令》。13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对野战政治部召集的政治工作会议及军区干部会议的指示中指出：应当与军队中破坏对居民纪律的行为，不爱护根据地，浪费人力物力，不尊重政府及地方党以及一切脱离党的政策的行为，作严肃的斗争。

为彻底克服军队中存在的不尊重政府、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领导与推动下，从1942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的部队首先开展了拥政爱民运动。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和陕甘宁边区部队军政干部会议上，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都各自检查了军政、军民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为了克服各自的缺点，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建设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经军队和地方政府商定，分别在部队和地方开展一次“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和“拥护军队”的运动。据此，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拥军公约》和《“开展拥军运动月”的工作指示》。1月25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发布《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要求边区部队必须提高全军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认识，使党政军民更加团结一致。同日，留守兵团政治部发出《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工作指令》，决定从1943年2月5日至3月4日为边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2月1日，贺龙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向部队发出了号召。同日，留守兵团公布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内容是：服从政府法令;保护政府，帮助政府，尊重政府;爱惜公共财物;不得侵犯群众利益;借物要送还，损失了要赔偿;积极参加生产，减轻政府和人民的负担;帮助人民春耕秋收和冬藏;帮助人民进行清洁卫生运动;了解民情风俗，尊重民情风俗;向人民宣传，倾听人民意见。从此，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军队拥政爱民的热潮。与此同时，边区人民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互为呼应，互为推动，消除了军政、军民之间的某些隔阂和误会，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增进了军政、军民团结。

解放战争初期，有的部队进入城市时发生违犯纪律之事。毛泽东要求各部队首长责成政治机关对此予以检讨，加强对一切部队的纪律教育。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对原先“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自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训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的统一的纪律。这是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红军和红军长征时期形成和强化的红军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四、进一步弘扬“不畏难、不怕死”的牺牲精神

1935年12月27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对“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长征精神的进一步弘扬。后来，1969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段话在党的九大以后以“毛主席的教导”的形式公开发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随后在全国以口号形式流行，成为政治动员、鼓舞士气的流行话语。它又通常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起连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参与的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就是“同敌人血战到底”的众多英雄群体中的突出代表。

1941年，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8月，为报“百团大战”一箭之仇，日本华北派遗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调动10万兵力向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9月初，其先头部队三千人在占领了的狼牙山上打转，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进行决战。由于敌强我弱，上级决定我军主力带领群众撤出狼牙山，转到外线安全地区。经数次鏖战，七连完成组织转移任务后，大部撤离，只留六班扼守狼牙山。首长的命令是“在第二天中午之前，不准敌人越过棋盘陀”。六班当时只剩下五人——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他们接受任务后，赶到东山口，选择了一个叫“小鬼脸儿”的险要处，准备阻击敌人。破晓时分，敌人开始了进攻，马宝玉沉着应战，等敌人走得很近时才令大家一起射击，手榴弹也接二连三飞进敌群，敌人一批批倒下。敌人一时搞不清山上究竟有多少八路军，以为是碰上了主力，便下令炮轰。太阳已经偏西，按计划大部队也已转移完毕。马宝玉便下令“撤!”刚走不远，发现前面是个岔路口：向北去是主力部队和群众转移的方向，他们可以很快归队，可敌人正尾随其后，肯定会追上来，那无疑将前功尽弃，并使主力部队和群众处于危险境地;向南走，通向棋盘陀是一绝路。此刻，马宝玉毫不犹豫，果断下令：“向南走!”五个勇士一条心，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主力部队和群众的安全。五勇士边打边撤，并有意将行动暴露给敌人。敌人以为我军主力就在山上，紧紧咬住不放。五勇士凭据险要地形，又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子弹、手榴弹用光了就用石头砸，最后连能搬动的石头也用完了，面对拥上来的敌人，马宝玉神情庄严地对战士们说：“同志们，我们都是有骨气的中国人，宁死不投降!为祖国、为人民牺牲是光荣的!”五勇士折断枪支，从容走向悬崖。21岁的马宝玉整整军衣、正正军帽，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第一个纵身跳下深谷。葛振林等4名战士也相继跳下悬崖。五勇士悲壮之举，令一向骄横的“武士道”信徒们个个胆战心惊，直到这时他们才弄明白，数千日军围攻一天，耗费大量弹药，死伤数百人，原来与他们作战的只有5名八路军。五勇士跳崖后，马宝玉等3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在半山腰被树枝挡住，负伤脱险后返回部队。1942年4月，晋察冀军区在棋盘陀上建立了“三烈士塔”，后毁于日军炮火。1959年3月“三烈士塔”重建，更名为“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聂荣臻元帅亲笔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82名官兵，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乡战斗中全部壮烈殉国。他们是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副连长石学富，排长尉庆忠、蒋元连、刘登甫，文化教员孙尊明、卫生员杨林标……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撰文表彰：“烈士们殉国牺牲之忠勇精神，固可以垂式范而励来兹。”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把新四军“刘老庄连”誉为“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五、进一步弘扬“同人民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民本精神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专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解决兵源、财源等困难问题，实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目标。“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是对“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的进一步发扬光大。

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只有四万多人。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地企图限制、削弱这支人民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指出，为了坚持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必须大大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

在党的壮大革命武装力量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游击队，从战争一开始，就迅速奔赴抗日最前线，把人民武装的火种撒到广大敌后地区，到处燃起了游击战争的烽火。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到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成了百万大军，并且还有二百多万民兵。正是因为这样，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抗击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同时，还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在1939年、1941年和1943年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粉碎了他们挑起的无数次“磨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还在于实行了毛泽东制定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敌我各方面情况的分析，确定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上来，这是因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革命的武装力量要战胜强大的敌人，不应当同敌人硬拼，否则必将使自己遭受严重的损失，使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只有实行游击战争，才能充分动员和高度发挥全民的力量，去同敌人进行斗争，才能在战争中发展壮大自己，消耗和削弱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从游击战转变到运动战，最后完全战胜敌人。

毛泽东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游击战的基本战术。在抗日战争中，游击战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敌后根据地的军民，不分男女老少，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创造了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和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到了抗日战争末期，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我军的战略方针从以游击战为主转变为以运动战为主。但毛泽东指出，不论以运动战为主，还是以游击战为主，都应当贯彻“歼灭战”这个指导思想。毛泽东指出，在游击战争中，固然要执行许多破坏和袭扰等任务，但仍然需要积极提倡并努力实行在一切有利条件下的歼灭性作战。在运动战中，要求每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还指出，为了歼灭敌人，还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地、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把敌人放进来打。只有把敌人放进来，人民才能用各种各样的行动参加作战，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

由于实行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变强，终于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敌作战十二万五千多次，消灭敌伪军一百七十多万人。在国共合作的全民抗战的伟大斗争中，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原科社教研部主任、二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