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两年多前，我的老友，四川省委党校原副校长周治滨先生就曾邀请我为他的封刀之作《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写篇序言，因为工作忙，这件事情被耽搁了。不久前，接到老友的电话，得知他的这本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请我为他的这本书写个书评。周先生告诉我，他的这本书不仅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在“学习强国”强力推荐，并且一年内连续加印了四次。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很为老友高兴，同时也欣然答应为老友写这个书评，以弥补当初没有完成序言之憾。

该书原定书名是《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正式出版后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书名为《路在何方》，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在欧洲如何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模式到多国模式的发展过程。下卷书名为《路在脚下》，主要研究我们党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等几代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全书约70万字。该书的中心思想，是试图通过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模式到多国模式、从苏东剧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的深入研究和总结，证明一个道理：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能够从当时游荡在欧洲上空的一个“幽灵”，发展成为改变世界历史的巨大力量，就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始终坚持从现实出发，研究、探索符合当时欧洲各国国情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和策略。同样，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成功，也在于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探寻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领导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富了起来和强了起来。而后来苏联模式之所以会越来越僵化、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重大挫折和失误，苏联东欧之所以会发生巨变，或者是因为思想封闭，或者是因为急于求成和形势判断错误，或者是因为盲目照搬西方价值和经验，但其背后所隐藏的实际上都是一个原因——脱离了时代变化和本国的国情实际。所以，总结科学社会主义运动17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100年的历史，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必须始终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坚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创新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探索和发展符合本国国情实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才能最终证明优于资本主义，引领人类和世界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

围绕这一中心思想，该书总结和提炼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见解和观点，如通过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方法，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三个视角：一是生产力视角，二是制度视角，三是价值视角。三个视角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而我们过去最大的失误，就是局限于仅仅从制度视角认识社会主义，从而使得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僵化，建设的路子越走越窄;通过剖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与现实社会主义呈现差异的原因，提出了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恩格斯未来社会设想的五种方法，指出最重要的一条不只是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而是要勇敢地抛弃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观点中那些被实践证明不符合现实发展的东西，大胆进行思想、理论乃至体制的创新;指出列宁与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关于列宁新型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分歧和争论，至少在早期不过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分歧，而十月革命胜利的事实充分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词句和观点，最根本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始终将科学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通过分析列宁去世后俄共(布)党内连续三次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争论和俄国社会历史根源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的影响，指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尤其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尤其需要重视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斗争，为社会主义打下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尤其需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为社会主义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通过全面总结赫鲁晓夫和东欧各国的改革，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只有不断改革创新，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蓬勃生机和活力，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在深化改革中去解决;指出苏东剧变的原因，最根本的是苏联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又称斯大林模式)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已耗干了自己的所有潜力，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因此，接受苏东剧变的教训，绝不是回到过去，而是继续深化改革，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不是再次擦亮阶级斗争的双眼，而是努力加强党的建设和各级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自己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通过分析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生根的整个过程，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最根本的是“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具备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土壤和条件。这一方面证明了中国人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接受不是哪个人、哪个政党强加给中国人民的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马克思主义要成功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就必须进一步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指出毛泽东晚年之所以会犯错误，不是他放弃了自己一贯强调和坚持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立场，而是他在继续坚持这一立场的过程中，没有掌握到相应的正确的方法。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之所以能够领导我党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认识社会主义的新视角，总结出了一套坚持社会主义的好方法;通过总结我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形成、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归纳和提炼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共性个性统一律、理论实践统一律、历史逻辑统一律三个规律和思想、队伍、制度、国际环境四个条件，认为只有遵循了这三个规律，满足了这四个条件，才能更好地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创新，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周先生该书论证的中心思想以及围绕该中心思想提出的这些创新性见解和观点，有的是其他一些专家学者论证或提出过的，但多数是周先生自己的独到见解，即便是其他一些专家学者论证过的，周先生也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更深入的研究。通观全书，本人认为，周先生这本书视角独特，立意新颖，主题鲜明，逻辑严密，资料翔实，说理充分，分析深刻，论证有据，许多见解不说振聋发聩，至少也使人耳目一新，不失为一部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扛鼎力作，对进一步深化国内对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以及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系四川大学原政治学院院长，教授，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