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坚、旷继勋和赵明恩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大巴山紧密联系的三位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三位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概述了伟大建党精神，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刘伯坚、旷继勋和赵明恩等人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忠诚践行者。他们正确地看待生与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舍生赴死，完美诠释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死观。

革命中的大巴山

大巴山脉位于中国西部，是四川、陕西、湖北、重庆四省(市)交界地区山地的总称。东西绵延500多公里，故称千里巴山，简称巴山。是嘉陵江和汉江的分水岭，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的分界线。大巴山区通常指在汉江支流河谷以东，四川、陕西、湖北、重庆四省(市)边境山地。大巴山覆盖的城市有数十个之多，四川的达州市、广元市、巴中市，重庆的城口县，陕西的汉中市，湖北的十堰市等，都是其中之一。

在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作出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由此拉开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按照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全国各地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党的领导之下风起云涌地发展。从1927年8月开始到1928年底，全国的武装起义达到100多次，到1929年底，全国的武装起义达到200多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川陕边的武装斗争主要有万源固军坝起义、梁达中心起义、升保暴动、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商南兵变等。1932年12月开始至1935年5月结束，持续两年多时间的川陕苏区的斗争，是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大巴山区声势最为浩大、影响最为深远、对反动势力冲击最为激烈的武装斗争。

1932年12月，由于鄂豫皖苏区反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失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经过3000余里战略转移来到川陕交界之地，以巴中为中心区域开创川陕苏区。川陕苏区的创建发展历经进军川北战役、反“三路围攻”战役、三次进攻战役、反“六路围攻”战役、广昭战役、陕南战役和强渡嘉陵江战役等7个重大战役，给予敌人沉重打击，消灭的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阀兵、团防兵、地主武装、土匪武装等敌人达到16万之多。

在大巴山区建立的川陕苏区是全国的第二大苏区。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评价道，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川陕苏区的创建发展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就，使大巴山这片土地成为了一片红色的土地!共和国也从这里走来!

大巴山的三英烈

刘伯坚、旷继勋和赵明恩三位共产党人都与大巴山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刘伯坚生于大巴山，死于巴山外。刘伯坚1895年出生于巴中平昌县，自幼读书练武，文武双全。1920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先后到过比利时、法国巴黎等地。1921年参加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组织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巴中籍的第一位共产党员，还是聂荣臻的入党介绍人。1923年，刘伯坚赴莫斯科并进入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担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中共旅莫支部非常重要，负责管理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的组织活动。中共旅莫支部被称为“党内驻苏大使馆”。刘伯坚任书记，自然是最重要的“大使”。1926年，刘伯坚应冯玉祥的邀请回国，在冯玉祥麾下的西北军中，担任国民联军政治部副部长。由于这段经历，毛泽东称刘伯坚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1927年，党中央派刘伯坚再度至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和刘伯承一起学习军事。1930年，刘伯坚回国后进入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工作。1931年到中央苏区工作，担任红军党校政治部主任。这期间，根据组织安排深入西北军做策反工作， 掀起宁都暴动，西北军中17000多人起义，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主力部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江西开启长征，刘伯坚被留下来，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4日，刘伯坚在与敌人的殊死战斗中因左腿受伤不幸被捕，3月21日在江西省大余县金莲山上英勇就义，壮烈牺牲时年仅40岁。

在被关押期间和被押送审讯过程中，刘伯坚与敌人的两段对话，以及他写下的三首诗和四封家书，诠释了一位共产党人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敌人先以高官厚禄为诱，继而动用酷刑，迫不及待地想从刘伯坚的口中得到共产党的机密和红军的活动情况。刘伯坚丝毫不为所动，斩钉截铁地说：“要杀就杀，要我讲，休想!”敌人问：“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刘伯坚回答道，“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三首诗分别是《带镣行》《移月》和《狱中月夜》。《带镣行》是一首气吞山河的英雄诗篇：“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家书主要交待三个儿子(虎、豹、熊)的抚养问题，表明死的决心，“一死以殉主义”，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同时希望妻子和儿子继承自己的志向，为中国革命努力流血。前三封家书的收信人均为“凤笙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第一封家书是在3月初刚被抓捕时写的，很遗憾没有留下来。第二封家书是3月16日写的。这封家书中写道：“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右任)先生和邓宝珊来营救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须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弟在唐村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热血不是空流了的。”第三封家书是3月20日写的。这封家书中写道：“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没抄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至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不能成就事业。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第四封家书也是3月20日写的，收信人为“叔振同志”，这是一封刘伯坚写给妻子王叔振的信。信中写道：“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

在刘伯坚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宋任穷说过：“刘伯坚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快要上杀场了，还是那样镇定自若地写家书，信上的字迹和笔画跟平时工作时的字迹和笔画一模一样 ，一点没有变。”

旷继勋生于巴山外，死于大巴山。旷继勋1897年出生于贵州省思南县，从小习武，武艺高强。成年后参加川军，1925年任川军江防军第7混成旅第2团团长。1928年任川军第7混成旅代旅长。这期间，他阅读了很多进步书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1929年，旷继勋率全旅官兵在遂宁蓬溪县起义，称作遂蓬起义。遂蓬起义失败后，旷继勋转移到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工作。1930年底，根据中央安排，旷继勋前往鄂豫皖苏区，任红四军军长。他指挥红四军取得了一系列战斗胜利，例如新集战斗、双桥镇战斗等，给予敌人有力打击，冲破了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931年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时，旷继勋任红二十五军军长。1932年霍丘战斗失败后，被降为红12师师长。在川陕苏区创建初期，旷继勋担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通江县军事指挥长等职务，为苏区的创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旷继勋坚决反对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的“左”倾错误路线、军阀作风、家长制作风，遭到张国焘忌恨。由于旷继勋曾在川军中任过职，在川军中有很多朋友，张国焘安排旷继勋给杨森麾下的旅长谢德堪写信，劝谢德堪起义或者保持中立。信发出后，张国焘安排人半路截取，并以信为依据，指责旷继勋勾结川军，是“国民党改组派”“AB团”，逮捕了旷继勋。1933年6月，旷继勋在通江县洪口场遇害，年仅36岁。临死之际，旷继勋给曾中生、张琴秋写下一段话：“中生、琴秋同志，我先走一步了。请你们多加保重，如活到胜利，请向党中央报告，旷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旷继勋遇害后，一个班的红军战士将他的遗体连夜秘密地运送到距洪口场十余里外的麻石场安葬。

赵明恩生于大巴山，死于大巴山。赵明恩1910年出生于达州市通川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勤学好思，在达县中学读书期间，与牟永汲、江仁安等人共同创办进步杂志《半月刊》。1927年，赵明恩接触中共万县地下党组织，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川陕苏区建立后，赵明恩积极投身苏区的各项建设，先后担任蒲家场苏维埃主席、中共绥定道委秘书长、中共绥定道委宣传部长、中共南郑县委宣传部长等职务。川陕苏区结束后，赵明恩领导巴山游击队在川陕边进行了长达五年之久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5年2月，在红四方面军即将撤离川陕边之际，在南江县桃园组建了一支500多人的独立师。后来这支独立师被称为巴山游击队。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先是刘子才，后是赵明恩。1936年，大河石窿会议后，赵明恩担任游击队的总指挥(营长)。他领导游击队实施“打陕安川”战略，多次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比如在庙坝战斗中歼灭敌人200多人，缴获敌人200多条枪，使游击队的人员数量、党组织力量、活动范围、物资储备、影响力都有很大发展。赵明恩成为“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游击队长”。

在巴山游击队发展过程中，赵明恩经常教导游击队员“共产党员为革命生，为革命死，要在找到大部队时敢说自己的骨头是白的”。赵明恩亲自写了首游击队歌：“老林是营房，茅草盖身上，石头当枕头，睡呀睡得香，野菜和雪煮，口苦心明亮，跟着共产党，翻身求解放。”1939年至1940年，在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的新编第9师师长杨晒轩任命熟悉巴山地形地貌、巴山风土人情的李子猷担任“巴山督剿主任”。李子猷纠结4个团7000多人，对巴山游击队进行围剿。李子猷采取了三个狠毒的伎俩：一是驱赶当地群众，割断游击队与群众之间的联系;二是构碉筑堡，步步为营，逐步缩小对游击队的包围圈;三是收买游击队中意志不坚定者，分化游击队的力量。1940年1月，副营长管业元叛变。1940年2月，游击队在碑坝战斗中遭到重创，赵明恩带着4名游击队员突围。转移途中，赵明恩被叛徒杨之芳杀害。

赵明恩的理想信念异常坚定。游击队曾经安排他离开游击区，去找上级党组织，找党中央报告情况，但赵明恩讲，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没有完成，自己没有脸去见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在审训负责清剿巴山游击队的李子猷时，李子猷对赵明恩有这样一段评价：“赵(明恩)之不愿低头输诚者，确是他对主义认识的精深和立场观点的明确，这正是他的伟大!”

三英烈的精气神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文章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臧克家在《有的人》的诗中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刘伯坚、旷继勋、赵明恩三位共产党人都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国人民谋求幸福而壮烈牺牲的。他们理想信念高于天，他们宁将热血洒大地，他们浩气长存天地间。

刘伯坚的座右铭：“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他面临着敌人凶狠的屠刀毫无惧色，面对敌人只要声明脱离共产党就可以当大官的诱惑毫不动摇，毅然放弃苟且偷生。他写信要求兄嫂不要去营救他，决心一死以殉主义，决心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表明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还要求妻子和儿子继承他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

旷继勋本来在国民党内享受着高官厚禄，担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务。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毅然领导遂宁蓬溪起义。旷继勋敢于与张国焘的“左”倾错误路线和军阀作风进行斗争。即使被降职，直至被迫害至死，他也始终不忘初心使命，临死之际还写下“旷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面临死亡，他的革命志向依然坚如磐石。

赵明恩本来有多次活下来的机会。组织安排他离开游击队，离开川陕边，去找上级党组织，去找党中央。国民党方面许诺投降就可以当官。但他一次又一次放弃求生的机会，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践行了他的座右铭：“为革命生，为革命死。”

刘伯坚、旷继勋、赵明恩三人都是为了人民利益而死的，为民族复兴伟业而死的，他们的死是比泰山还重的，他们虽然死了，但还活在我们的心中。1938年9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旷继勋是好同志，被张国焘错误迫害，应以烈士待遇。”2009年，刘伯坚和旷继勋两人被中宣部等评选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赵明恩壮烈牺牲后，当地群众将他安葬在南江县光雾山镇铁炉坝村，直至今天，每到清明节，都有很多群众自愿前往祭拜。群众把他们都抬举得很高很高。

刘伯坚、旷继勋、赵明恩都是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和大巴山紧密相连。他们的先进事迹、人生轨迹告诉我们，一个党员，只要具有坚定执着的理想信念，只要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只要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中国革命、忠诚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生必为人杰，死必为鬼雄。

(作者单位：巴中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