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长河,根据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问题,中共中央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和区域特征的民族政策,最终保证中国革命事业顺利进行,为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打下坚实基础,并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和平解放民族地区积累了丰富经验。回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党的发展历程中重要的历史事件，因其在四川经历的时间最长，接触的民族多而广，所以，党中央长征时期在四川地区实行的民族政策，既是胜利的保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长征事件促使民族政策在四川得到充分实践和应用。中国共产党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其彰显的宝贵精神财富，为四川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两个全新领域的突出问题，即妥当处理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提供方向和路径。

一、红军长征在四川期间对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建立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在历史长河中，尤其是红军长征在四川期间，有针对性地根据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问题，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和区域特征的民族政策，并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加以调整优化，使之具有渐进性、持续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最终保证了中国革命事业的顺利进行，为建立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和平解放民族地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长征经过了多个民族地区。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到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经过了十几个省区的少数民族居住区，整个长征行程二万五千里，四川是红军三大主力都经过的省份。红军长征在四川，经过的时间最久，历时1年零8个月。红军长征在四川，活动区域最广，途经69个县。长征在四川走过的路程最长也最为艰辛，行程1.5万里，占了整个长征行程的60%。在四川，中央红军经历了长征的四个重要阶段：前期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在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7月1日）；大会师阶段（1936年7月1日—1936年12月12日），这为党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奠定了基础。

结合四川少数民族实际状况和革命的需要，党颁布了一系列全面具体的民族政策和具体措施。这些政策主要涉及争取少数民族支持与合作、筹集粮食和战略物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建立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尊重民族习俗与宗教信仰、保障各少数民族平等自由等方面的内容。在这些政策、法令、指示的规范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尊重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坚持政教分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争取民族和宗教上层等工作原则，获得了少数民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民族政策在长征途中的四川应用

红军长征主要战斗在四川的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彝族和藏族聚居区。

（一）在彝区的民族政策与成果

1935年4月10日，红军总政治部在《红星》报上发表了《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的文章，指出中央红军到达彝族地区，必须全力以赴地争取彝族群众。红军总政治部还颁发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用细则对部队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并具体规定了严格的民族地区工作纪律。

红军途经德昌时，向当地驻军许剑霜和邓秀廷部进行党的抗日和民族团结政策的宣传。在红军征战彝族区域的过程中，消灭了大量敌军，镇压了当地恶霸，解放了受苦百姓，同时发动群众，吸引了大批彝族青年参加红军。中央红军于1935年5月进入凉山南境，经过会理、会东、宁南、普格、德昌、西昌、喜德、冕宁、越西、甘洛10县，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26天里，便有数千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参加红军，其中彝族青年参军者也有数百人。

1935年5月中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冕宁县彝族地区。5月21日，冕宁县成立革命委员会，同日在冕宁县城文庙举行了由1000多名彝、汉两族群众参加的成立大会。红军总司令朱德在大会上讲话，他指出：“彝、汉是一家，穷人要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才能翻身过好日子。”红军总司令朱德签署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也四处张贴，用生动鲜明的方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号召彝族人民消除对红军的误解，同红军合作。

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根据彝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与彝族沽鸡部落首领小叶丹在彝家海子边会谈，刘伯承介绍了红军的宗旨、任务、纪律以及主张彝汉平等的民族政策。后来还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同时，红军还帮助他们建立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并赠送武器、弹药，支持彝族人民开展反压迫斗争。在彝族人民的帮助下，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地区。

（二）在藏族聚居区的民族政策与成果

当红军来到川西地区时，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当地军阀和土司的欺骗宣传，藏族群众大都躲进深山老林，使红军无法获得战略物资补给，甚至还有一些藏族地方武装对红军进行袭扰。

在藏族聚居区，为消除藏族群众的误解，红军发布《布告》，阐述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与入川之初红军广泛地宣传民族平等、民族解放等口号，号召少数民族同胞起来斗争推翻民族压迫和汉族封建统治略有不同的是，红军在藏族聚居区团结各阶层人士，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红军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管是驻扎部队还是平时活动，都严禁红军进入寺院，红军在藏族聚居区生活的时间相对较长，一直严格实行现金交易和公平买卖。

红军在炉霍休整时间长达数月，他们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大力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藏汉平权；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经允许不准住进藏族同胞的房子；爱护藏族同胞的一草一木，看管并喂养好藏族同胞家中的牛羊。在炉霍期间，红军还积极为藏族群众办好事，热情学习藏语，广交朋友。在炉霍县波巴政府动员下，主席益西多吉即带头将家里的数万斤粮食、几十头牛马献给了红军。仁达卡沙寨头人益西绒布主动捐献3万多斤粮食。

藏族百姓不辞劳苦，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当翻译和向导，如益西多吉的妻兄曲吾太、格聪活佛的总管罗绒多吉等藏族群众就为红军做翻译和向导工作。

三、长征期间党在四川的民族政策实践的经验启示

（一）民族政策是长征在川期间得到少数民族群众支援的基础

长征在经历民族地区沿途的战斗，特别是彝海结盟的事例，使党清醒地认识到在西南、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一定离不开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援。1936年，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达维镇胜利会师后，在两河口会议上对长征过程中各自开展的民族工作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民族地区工作计划。

（二）长征在川期间的民族政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红军长征在四川时期，由于正确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确保了红军顺利通过复杂多变的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红军长征的宏伟战略计划，成功北上，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少数民族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从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政策，都可以窥见红军长征在四川的这些实践经验，得以了延续和发展。

（三）民族政策的四川实践为新中国成立后处理民族事务奠定基础

日趋成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与民族自治的原理，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与当时的具体实际和军事斗争实践相结合，相继制定了多项合乎四川民族地区实情的民族政策。

民族政策的四川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少数民族的认识逐步加深，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纲领的建立、民族政策的制定、民族理论的创立和民族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