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红军长征最终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长征之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统治下，对不断变化的敌情、战斗环境缺乏调查研究。长征开始后，党中央逐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并根据调查研究工作，不断调整相应的行军路线和作战计划，最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一）长征中战略方向的转变归功于调查研究

长征中红军根据客观环境以及敌情变化，对战略方向作出多次调整，如黎平转兵、西进贵州、北渡长江、赤化四川等等。转兵贵州，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是红军长征中的重要转向之一。1934年12月，湘江战役后，红军减员严重、极度疲劳，毛泽东基于对客观形势的分析研究，建议中央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此后，党中央历经老山界讨论、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终于克服了博古、李德指挥上的错误，实现了战略方向的转变。

中央红军决策抢渡乌江归功于党的调查研究，具体体现在获取敌情以及主攻方向的转变。如何迅速抢渡乌江，向贵州挺进，攻占遵义，需要充分的调查研究。中革军委根据侦察到的敌情变化和乌江沿岸水文、环境、气候的实际情况，命令各部队在附近渡河点选择渡口先行抢渡。其中“团长耿飙、政治委员杨成武为了解敌情，对对岸进行了火力侦察，发现北岸渡口大道是敌军防御的重点，工事较多；而渡口上游的新渡口，敌军配备的火力较少，且有一条小的横路与渡口大道相通”。红军根据侦察情况，决定主攻江界河渡口上游的新渡口。最终，红军战士经过渡江前细心调查以及渡江中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全部成功渡过乌江，打破了敌军“围歼红军于乌江以南”的企图。

（二）长征中重要战役的胜利取决于调查研究

长征中红军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无数次取得重要战役的胜利，在这些精彩的战役战斗中，调查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巧渡金沙江的胜利源于调查研究。巧渡金沙江前，红军可选择的渡口主要有三个。龙街渡口、洪门渡口和皎平渡口都是沿江川滇间的重要渡口，但是经过调查研究，龙街和洪门两处渡口江宽水急，不能架桥，大部队难以迅速渡江，因此中央果断决策，抢占皎平渡口成为红军能否顺利渡江的关键所在。中央红军为顺利渡过金沙江，派刘伯承和宋任穷带领先遣队，对金沙江附近及皎平渡渡口的水深、流速和守渡口的兵力都进行了调查。刘伯承和宋任穷过江后便在北岸山洞里设立了渡河司令部，根据先遣队一路调查到的皎平渡口的河宽、流速、水深状况，制定了《渡河守则》，指挥大部队渡江。最终在船工的全力协助下，红军主力全部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取得了渡江北上的关键性胜利。

强渡大渡河的胜利同样源于调查研究。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后，马不停蹄地向大渡河前进。敌人早已料到中央红军会渡河北上，在大渡河沿岸加强了防御力量，企图使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中央红军从敌我情况、地理条件等实际形势出发，充分调查了大渡河各渡口的河宽、流速、水深状况，然后命令红军奋力控制安顺场渡口。后因船只较少，主力部队无法全部在此渡河，党中央在初步调研泸定桥的状况后，又迅速决策兵分两路沿河疾进，改向西北夺取泸定桥。最终，在红军战士不顾疲劳、不畏牺牲的英勇作战下，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渡河点全部渡过大渡河，粉碎了敌军企图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图谋。

（三）长征中重大决策的制定得益于调查研究

长征中党中央制定的许多重大决策，如赤水调敌、彝海结盟、翻越雪山穿越草地、陕北会师等决策，都离不开调查研究。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就是红军长征中的重大决策之一。1934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清江渡军事会议上讨论了新的行动方针，制定了下一步作战计划。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不仅进行整编练兵，而且一直密切关注中央红军的动向。在与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后，为达到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吸引国民党军队和川军注意力的目的，红四方面军准备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

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北上重大决策的执行得益于党的调查研究，具体体现在红军勘察地形、分析敌情、确定主攻方向等方面。红四方面军指挥员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为了制定可行的渡江计划，胜利实现渡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孙玉清、杜义德及参谋人员，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沿嘉陵江东岸，察看地形，了解敌情，选择渡口，先后行程一二百公里。”徐向前、王树声发现敌人江防有很多薄弱环节，并非牢不可破，根据调查的结果，研究制定出了强渡嘉陵江的作战计划。与此同时，各部队也对自己面对的气候、水文、地形、敌情等进行了认真的侦察，当时任第三十军副军长的程世才回忆说：“为了进一步摸清敌情，先念同志和我还有几个师的领导化了装，身穿蓝布裤褂，头缠白布帕子，拿着镰刀，背着篓筐多次到江岸边勘察。我们边看边记，勾画地形草图。我们还组织团以上干部和担任主攻的二六三团连以上干部，分批到江岸反复侦察，熟悉敌我双方的地形，江水的流速变化，敌人的工事构筑、兵力部署、火力配备等情况，掌握敌人的行动规律。除此之外，我们还多次派人员过江侦察敌人纵深情况。”这次战役，依靠总指挥徐向前和各部队指挥员在强渡嘉陵江前的充分调查研究工作，夺取了胜利，强烈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有效配合了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

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同样离不开党的调查研究。具体体现在红军的进军路线和民族政策等方面。一方面，红军基于多方调研选择了大部队的进军路线。中革军委派遣刘伯承和聂荣臻率先遣队先行出发进行战略侦察，刘、聂二人在泸沽调研发现，从泸沽到大渡河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相对好走但敌人重兵把守的大路，一条是崎岖难行但敌人兵力较弱的小路。“红军侦察组向刘伯承和聂荣臻汇报了关于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敌情、民情和给养等详细情况。”根据了解的情况，先遣队主力调整了行军路线，选择了兵力相对较弱但要经过彝族地区的小路。另一方面，红军广泛宣传民族政策和严格执行组织纪律。刘伯承和先遣队其他领导同志，将翻越老山界时处理民族关系的成功经验与彝族地区不同家支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最终，在以小叶丹为代表的大多数彝族人民的细心护送下，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彻底打翻了敌人的如意算盘，为强渡大渡河继续北上赢得了宝贵时间。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