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既是基于资本特性的内在理论要求，也是基于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必需实践能力。新征程上，党需要不断提高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的能力，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

党对资本的认识历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的认识是极具洞察力和前瞻性的，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告诉世人资本的逐利性、盲目性和剥削性。在《资本论》三卷本及其相关经济学手稿中不难发现诸多精彩论断，如：“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显而易见，资本代表着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要牢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原则，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手段与目的的根本一致，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为了通过加快发展验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简言之，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完成对资本的彻底改造后才能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实现斗争使命，在此过程中才能永葆党群间的血肉联系，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宣言》就明确宣布：“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随后，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中也强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党在经历大革命洗礼后，1929年前后，东江、鄂豫边、闽西根据地等，开始先后纠正没收资本政策，开始利用资本为根据地建设服务。各根据地的实践探索直接推动了中央资本政策的转变。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强调要兼顾保护工人阶级利益和鼓励工商业发展，提出“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采取“和平赎买”政策，发挥民族资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从1953年起，公私合营企业盈余分配采取“四马分肥”方式，即在企业利润分配时，资本家所得占25%。显然，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党的整个经济政策是限制私人资本的，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不在限制之列。但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出现过盲目消灭资本的认识和实践。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全面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广东等沿海地区利用国外的资金合资建立工业区。当时，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积极引进外来资本发展经济效果显著，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也加快了股份制改革进程，到1992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达到53家，国企发展活力得到增强。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不难看出，党对资本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从没收资本到限制资本，再到利用资本和规范资本，根本在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体现了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水平的与时俱进。

处理好五对关系以适应新阶段发展要求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强调，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迈步新征程，党要全面增强对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认识，要全面提高支持和规范资本健康发展的能力，以适应新阶段的发展要求。

处理好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明确指出了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一直以来，究竟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还是以劳动创造为主导，是决定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属性的根本问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不同发展模式和不同道路选择。概而论之，资本主导就是资本主义，劳动者主导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根本指导地位，决定了党只有坚持劳动解放和为劳动者谋利益的历史使命才能取得事业的最终胜利。因为劳动是人类“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源泉，只有理解了劳动和劳动者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历史意义，才能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历史作用。党坚持劳动优先、规范资本为劳动者服务的基本指导思想，紧紧依靠劳动者创造美好未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显著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一定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理念，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中国实践充分证明，劳动是财富和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在此语境下，资本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尊重劳动者和服务劳动的基础之上。

处理好资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当家作主是最根本特征，人民群众是资本的主人，资本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一方面，要规范引导国有资本健康发展。进入新时代，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健全管控资本和资产运营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划定资本运行边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竞争，让国有资本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另一方面，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健康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构架中，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体现，也是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可靠保障。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成分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中的重要作用，让资本在服务于和效力于人民群众的价值目标前提下有序运行。

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环境。不得不说，金融是一项伟大发明，金融是“把实体的资本配置到能产生更多效益的地方的一种手段”，所以人们常说“金融诞生时就获得了资本的力量”。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打牢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这个基础，也要不断推进金融业改革发展;既要管住人、看住钱，也要扎牢制度防火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实践证明，实体经济水平越高，经济实力就越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也越强，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硬道理。“根深则叶茂，本固则枝荣”。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要多在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服务重点上下功夫。

处理好资本与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关系，厚植资本运行主体的道德文化基础。有人说，资本是船，而道德是水。资本表面上是物，但根本上体现着一定的社会关系，进一步体现为观念、意识和剥削制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培育崇尚社会公正的经济运行秩序和资本运行的理性文化，厚植资本运行主体的道德文化基础，规范和引导资本行为主体的逐利行为，既考验着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宣传普及程度，同时也将是未来党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中亟需全面加强的伦理路径。我们知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文化基础曾经对资本逻辑的贪婪性、奢侈性和世俗性产生了一定的管束作用与积极功效。新时期，如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民至上的政治发展逻辑引领资本力量的文化理性和现代本性，这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应当说，党已经完全认识到资本的双重逻辑，规范资本健康发展的目的正在于此。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让资本逻辑在合理追求价值增值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养成公平竞争和合理逐利的经济行为自觉，与社会主义法治一起构建有效驾驭资本逻辑的道德文化新机制。

处理好资本与法治的关系，建构社会主义法治化大市场。法治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也是规范资本的基本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保驾护航。2021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会议时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此，更需要进一步发挥法治的规范作用，一是对公权力行使进行规范，依法为权力设置“正负清单”;二是对资本运行过程进行规范，依法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众所周知，现代法治的本质是约束公权力，法治化的社会主义大市场必须防止资本逻辑向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渗透和腐蚀，杜绝资本力量与政治权力勾结与融合，“特别是权力阶层与资本阶层中的既得利益群体由良性互动走向赢者通吃，对劳动阶层的利益构成深度侵蚀”。如果任由资本逻辑自由泛滥和无序扩张，就可能引起权力腐败与政权异化，人民当家作主就无法保证。

(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本文原载《四川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