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与原来依赖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相区别的，以高质量发展为主基调的经济发展格局。这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变化的应然选择，也是进入新时代，把握新阶段，贯彻新理念的必然选择。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工作重点，而要圆满地完成这一工作，首要的就是准确把握其本质，找准构建的方向。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尤其是科技领域的自立自强，这就离不开对生产力维度的分析。同时，我们所要构建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要以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方向，所以也不能离开对生产关系维度的把握。

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指向了生产力维度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格局的论述中，将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定义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这既是对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的原则性指导意见，也是新发展格局区别于以往发展格局的重要特征。新发展格局的本质是在强调要牢牢握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从我国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必然要求经济发展实现自立自强，这是对过去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自身资源禀赋优势，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让我们“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但是，我们辩证地来看国际经济循环，不难发现，我们加入的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一旦西方国家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出现经济衰退，我国的经济也会跟着受到影响。而只要是形成一国经济对国际经济循环的强烈依赖格局，那么本国经济就会随着国际经济发展情况而摆动，“一荣俱荣”甚至“一荣也损”的局面就会出现。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就丧失了，自立自强也就无从谈起。自2008年西方国家出现金融危机以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这种负面效应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国际经济发展出现风吹草动，我国经济发展也跟着出现起伏。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嵌入国际经济发展之中，很好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同时也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基本盘的稳定性还需要继续提高，也就是指向了经济发展的自立自强。

在现阶段，从我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来看，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首先的是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也将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当作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来进行论述。此外，《资本论》中也明确论述道：“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从生产力革命的历史来看，三次科技革命，谁抢得先手棋，谁就能获得发展的优势。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更是要求我们实现科技水平的自立自强，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环境决定的。从国内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出现了变化。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资源环境的约束逐步强化等等，导致旧有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难以为继。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多地向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倾斜。从国际的情况来看，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起的贸易战挑衅以及高科技领域的“卡脖子”问题，让我们深刻明白“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的”这一颠扑不破之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突破产业瓶颈)放在能不能生存和发展的高度加以认识，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资源，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

只有把高水平科学技术的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推进解决关键核心领域的“卡脖子”问题，替代某些进口的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不断减轻对国外高技术的依赖，才能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进而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新优势。

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指向了生产关系维度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然而扩大内需，必然指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提高居民收入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综合起来说，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推动共同富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富裕，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分配问题。但是，马克思在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批判过这种思想：“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围绕着分配兜圈子。”归根到底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就必然会出现什么样的分配结果。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共同富裕作了系列重要论述，其中就讲到“(推动共同富裕要)志存高远，同时也要脚踏实地”。这里的“实地”是指我国发展面临的最大国情：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是在社会生产还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在这一基础上推动共同富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如此。就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来看，我国既有实现高度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组织，也有落后的手工作坊式的经济组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均衡。这就必然要求多种生产关系与之匹配，才能实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因此，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从我国生产力发展现实出发的科学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适应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的规律要求，也是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如此成就的根本原因。

我国目前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表明，除了劳动参与分配之外，其他的生产要素也要参与分配。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几乎没有，劳动是参与分配的唯一依据。改革开放之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劳动不再是取得收入的唯一来源。凭借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非劳动因素也能参与分配，甚至超过劳动所能取得的分配份额，收入差距也由此产生。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无疑是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这一点从我国现有的社会生产力与物质财富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较中不难得出。但是不能由此得出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个明显错误的结论。只能说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就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因此，提高居民收入，进而推动共同富裕所依赖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是，我们知道，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而导致非劳动因素参与收入分配，是会不断无偿占有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其表现形式就是拉开收入差距，产生两极分化。因此，要为劳动因素成为收入分配的主要依据创造条件。只有这样，收入差距才能止住扩大的趋势，进而推动共同富裕。但这并不是说非劳动因素不能成为收入分配的依据。是不是因为要推动共同富裕，所以就要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呢?恰恰相反，现阶段，我们推动共同富裕是要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为前提的。前已述及，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适应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这一点已经经过实践的检验了。那么，怎么处理共同富裕要求的劳动因素成为收入分配的主要依据而又不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呢?答案是“两个毫不动摇”。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博弈关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并不是通过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来实现;相应地，“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并不是通过“国退民进”来实现。狭义地讲，两者都是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服务;广义上讲，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携手努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必须要承认的是扩大内需指向收入的同时，也指向了支出。我国的住房、教育、医疗等支出依然是人民群众支出的大部分，“房住不炒”依然是房地产市场改革需要坚持的原则，优质的教育、医疗等也要更多地向公共资源倾斜，强化其公共资源的属性。就我国目前的住房、教育、医疗三种资源而言，除了少数需要较高治疗水平介入的医疗手段指向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其余的资源分配更多的是指向了生产关系。也就是说，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不论是指向收入，还是指向支出，更多的还是与生产关系相关联。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无疑是指向了生产关系维度。

综合而言，目前我国拥有门类较为齐全的生产体系，但在“高精尖”领域仍存在被“卡脖子”现象，从而表现出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必然要求不断提高生产力，实现高科技的自立自强。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有逐渐被拉大的趋势，形成了社会的不稳定诱因。以国内循环为主就必然要求推进共同富裕。如此，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又指向了生产关系维度。因此，只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维度来把握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才能对其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