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20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教育引导农村干部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体现新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乡村之路，为全面依法治国奠定坚实基础。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强乡村法治教育和法律服务，深入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

在曾经城乡二元化突出的背景下，大部分乡村处于封闭状态，主要依靠各种非正式权力和非正式规则调整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权益和义务的分配上形成特定环境下各方基本接受的张力，最终建立乡村秩序。这使乡村各方主体能够在相对稳定的关系中生产、生活，一定程度上获得人身、财产等方面的安全。当然，其中难免充斥着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导致弱势群体长期处于被欺凌、被剥夺状态，甚至危及生命安全。自新中国成立，党和政府在规范乡村基层治理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进入21世纪，国家越来越意识到乡村治理是发展的基础，对国家稳定和发展影响巨大。尤其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国家资源越来越多下沉到乡村，国家的权力和责任以及国家最重要的治理方式——法治也越来越直接、越来越深度地嵌入乡村社会。乡村治理和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乡村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近年来，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中，各地党委政府在规范涉农行政执法、强化乡村司法保障、加强乡村法治宣传教育、完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健全乡村矛盾纠纷化解和平安建设机制等方面做出巨大努力，成效显著。法律在乡村生产生活中发挥着更大规范作用。但是在一些地方，“法治后遗症”也不时存在，即不适当地、机械地以法律之名处理问题，结果是零和博弈，有的还导致不必要的诉讼、信访，激化基层矛盾，甚至司法判决也不能案结事了，使法治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尴尬局面。由此，有人认为法治不适合乡村。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地方在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中，对法治理解不深不透，简单把法治等同于依照法律具体条款进行治理，忽视了系统性、谦抑性，忽略了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法治原则；过分强调法的刚性和惩罚性，忽略了法的调和功能和柔性；将国家法律与地方习俗对立，甚至试图以国家法律取代地方习俗习惯，以法治代替自治、德治。要巩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成果，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高质量法治化水平，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以价值认同切入，重视法理，循序渐进

法律规则是法理的载体，法理是法律规则的内在逻辑、价值追求和精神实质。法律规则体现为可操作的条文，法理主要包括法治精神、法治原则等，前者的存在是为了实现后者的精神价值，抛开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只孤立、机械地谈某部法甚至某个法律条款的执行，实则是把法律矮化为纯粹的工具。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将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极端工具理性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驱使，纯粹从结果和效益最大化角度考虑问题，漠视人的情感，将人异化为工具人。不具备价值理性的法律规制和法律适用，就不具有道德精神和对人的终极关怀，实则与法治背道而驰。

德治侧重内化人心，法治侧重外化行为，但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都寻求一种能得到公认的秩序，德治可能通过非正式压力惩罚违背道德规则的行为人，法治也有法治精神等价值理念层面的追求。如：“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民无信不立”“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皆显示出传统道德对“信”的遵从，现代法治理念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正与之契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些原始的同态复仇理念同样是今之“罪刑相适应”等现代法治原则的源头；“帮理不帮亲”的俗语也体现出传统中并非完全以熟人关系掩盖是非。

德治的规则是法治赋予自治权利和自由的一种社会调控选择，法治精神与德治的内涵有很强的一致性。二者相互认同、相互融合，不能完全抛开德治讲法治，在讲法律规则的时候应当讲清法理，讲清法治原则和精神。推进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中，尤其是在法治宣传中，应当对优秀的传统文化、道德伦理、习惯法先予认同，而不是否定，不是将其与现代法治对立，然后找到法理与传统道德伦理的结合点，以其同一的价值追求启示群众，继而阐明法律的具体规定。以认同始再阐述法治规范的现代意义，以法理与传统道德伦理的交汇点切入推进法治化，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法融入德以润人心。

二、以保障权益为先，注重辩证，系统释法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新方针，体现出对立法、执法、司法的更高要求，对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的进一步规范，如：推进严格执法，重点是解决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法律的权威来源于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护，全民守法要致力于提高全民宪法意识、法治意识，形成崇法、尚法、遵法、信法的社会氛围。但是，在推进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中，个别地方将法治等同于用法律约束、控制村民，只片面强调村民严格遵守法律，不提或者少提法治对公权力的约束、法律对村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这种做法难免遭遇村民反感或漠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

推进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中，应当首先让村民意识到法是保障其广泛享有权利和自由的基本依凭，法律是在其权益受到侵害时最重要最有力的武器。同时在普法中强化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清晰阐述承担法律义务、接受法律约束是为了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获得安全有序的生存环境，以更好地享有权利和自由。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执法司法越公开，就越有权威和公信力”。这意味着公权力的行使应当公开透明，应当接受监督。用法治给公权力定规矩、划界限，行政权力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公权力要树立足够的权威和公信力，必须保持对法治的敬畏和遵从，谨守公私权限边界。

三、以关系调和为主，公权谦抑，惩戒为辅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达到“无讼”状态是孔子的社会理想。如何能实现“无讼”，《论语》给出了解决方式，即“礼之用，和为贵”。古之“礼”泛指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通过“礼”规定人的身份、等级及其相匹配的行为等规范，以此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财富、机会等的分配，人们在此规范内行事，秩序形成，社会稳定，人与人之间无纷争，实现“无讼”。也就是通过“礼”理顺关系，各方平衡，即生和气。古之“礼”，以现代法治眼光看，是规则的一部分，是广义“法”的一部分。

现代意义的法，绝大部分是调整主体之间关系的规则，一部法律当中，罚则往往仅占一小部分。若这些规则能充分贯彻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尽量实现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矛盾纠纷产生的概率就会降低。因此，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通过制定符合法治精神的规则调和主体之间的关系，构建与现代化接轨的公序良俗，引导村民依法行使自治权利、将法治精神融入村规民约是其重要路径。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之下，各地致力于壮大集体经济，如何公平分配集体经济收益，也是当下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发挥法的调整作用，理顺主体关系，平衡权责，能极大程度减少纷争。但“定分”并不能完全“止争”，一旦纷争产生，能通过协商、调解等方式解决，就尽量不由公权力裁决，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的“枫桥经验”主张“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新时代“枫桥经验”主要内容是在开展社会治理中实行“五个坚持”，即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人民主体，坚持“三治融合”，坚持“四防并举”，坚持共建共享。充分发挥和依靠群众化解纠纷是“枫桥经验”的最大特点，公权力保持足够谦抑，通过间接而不是直接的方式发挥影响力。不断完善的“枫桥经验”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很好的息讼止争作用，一方面通过群众力量调解柔性化解纠纷，维护当事人之间和睦的关系；另一方面纠纷不进入司法程序，极大程度节约了司法资源、行政成本，避免讼累，避免“法治后遗症”。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任重道远，巩固现有成果，进一步提升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高质量法治化水平，必须从理念入手，只有“内化于心”才能长久地“外化于行”；必须首先强调对村民合法权益的保护，真正做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更加善于制定和运用规则从源头调和关系，减少纠纷。以此实现法治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中软着陆，融入乡村土壤，成为村民日用而不觉的先进理念，以实现乡村人的现代化，推动乡村全面现代化。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校社会和文化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