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流动性、开放性时代背景下，乡村社会性衰退成了亟须解决的问题，其本质是乡村主体之间传统社会性互动和依赖关系被解构而新的社会性联结没有建立。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和城乡数字鸿沟不断缩小，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技术成了乡村社会性功能重构的新选择。

乡村，作为地域自组织单位，芒福德指出其源于人们对共同信仰的价值认同和互利共生生活的依赖，其要素组合方式及结构决定了乡村社会的功能属性。从长期历史沿袭来看，我国乡村一方面承载了农业农村生产生活功能，另一方面作为自组织平台，维护了乡村社会性互动和依赖关系，克服了小农经济社会下农民自我发展的脆弱性和涣散性。因此，乡村社会性功能是指在乡村这一地域组织单位中，农民主体个人与乡村公共事务领域的交融，及集体层面对农民个人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可细化为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功能、行为规范的社会约束功能和促进集体行动的社会网络功能。然而高速增长的工业化、城市化往往使人们忽视了城市作为人类美好生活家园的本质以及城乡协调发展的理念。随着城乡关系不断变迁，传统乡村空间逐渐缩小，社会地域、文化认同感缺失，乡村人口结构不断弱势化。以资源、参与、认同为视角，乡村社会性衰退呈现出以人为主的要素资源流失、社会组织化共同体意识淡薄和乡土文化解构三大特征。

乡村振兴数字化道路是伴随着信息化技术大规模普及而提出的，为乡村生产经营方式和经济模式带来了全方位的革新。数字技术具有开放透明和互动协同的技术价值，提高了信息传播速度和覆盖广度，消除了物理空间隔阂。一方面增加了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唤醒了农民个人的主体意识和获取资源的能力，促使其参与社会性事务，实现自我发展；另一方面增强了政府管理服务效能，实现了乡村治理体系扁平化，有利于促进农民在公共领域的感情黏结，增强农民对属地、文化的认同。数字化通过为乡村农民个人和组织赋能，实现了对乡村发展的干预。以资源、参与、认同为视角，通过数字化赋能，从属地、文化认同出发，在农民深度参与乡村内外部资源整合利用过程中，促进农民自我和乡村发展，提升地域价值，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和属地、文化认同的良性循环，使乡村社会性互动和依赖关系再建立，从而实现乡村社会性功能重构，解决乡村社会性衰退问题。

要实现乡村内外部资源整合。乡村社会性功能重构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建构力量整合利用，形成政府、市场、乡村三者共建的局面。在乡村发展的初始阶段，政府的作用起到了催化剂的效果，赋予了乡村发展的初始动力，如数字化基础设施、物流体系等外部资源需要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构建完善。而自然生态、民俗文化等内部资源则由乡村自身提供。资源是乡村发展的基础条件，乡村内外部资源整合的目的在于确保技术层面涉农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技术应用，以及服务层面涉农信息、公共服务的整合性提供。

要构建农民参与的主体间关联。乡村能否持续构建社会性联结的关键，是以农民为主的群体能否深度参与到乡村发展中。农民参与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农民作为利益的直接参与者，从经济参与的角度，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参与经济活动。二是参与乡村治理，从社会参与的角度，实现乡村多元主体共治，对乡村发展决策产生影响。农民的参与过程，是推动乡村内生发展的核心力量，也是构建主体之间联系的直接表现。从经济参与的角度，数字化发展一方面改变了农业生产模式，在深度参与过程中使农民从小农经济生产向组织化、规模化、信息化生产模式转变，提升了主体之间经济联系的频率和复杂程度。随着乡村人口大规模流出、数字化资源整合、乡村三权分置改革等不断推进，为改变乡村农业生产模式打下了基础。以土地流转的方式实现农业规模化、机械化、信息化生产；以电子商务为主的乡村数字化平台为农民拓展信息化渠道、提升时间成本效益和延展潜在客户市场提供了有效帮助。数字化通过影响乡村农业生产中机械化应用、规模化程度、市场信息、销售经营平台、市场响应速度等方面，改变了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提高了农民社会组织化参与程度，建构了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另一方面改变了农民从业模式，实现了农民经济行为的多元化。区别于传统农业发展向着工业化发展模式靠近，以追求农业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收益，数字化以其高度互联、消除物理空间隔阂等特点，使乡村有机会寻找差异化、服务化的新经济模式。在数字技术支撑下，以往难以贸易的商品和服务实现了可贸易化、以往难以存活的小众需求实现了线上规模化，有效地将“长尾供需”变成了可以盈利的市场。同时数字技术使得乡村的自然景观、文化价值等属性可以变现，以满足城市居民乡土情怀的回归。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增加了经济社会联系的多种可能性方式，为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从社会参与的角度，数字化可以促进农民更加深入参与乡村治理，提升其组织化共同体意识。数字化具有开放透明的优势，任何乡村个体都可以接入网络获得信息和服务，有利于提升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力度，培养其组织化共同体意识，最终达成农民共同参与、交流协作、乡村共治的价值目标：第一，基层政府管理数字化。数字技术具有信息处理速度快的特点，能够实现数据实时收集和高效分析，简化了基层政府的服务流程，提升了服务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可解决乡村公共政务服务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的难题。第二，农民自治管理数字化。数字技术凭借其数据共享共用的优势，缩小了基层政府和农民的信息差，拓宽了农民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推动农民自治由被动向主动转变。

要增强属地、文化认同。属地、文化认同是基于地方历史、文化，以解决地方和超地方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被建构出来。其中属地以文化为边界，文化以属地为根基。属地、文化认同不仅确定了地方居民的社会身份特征，也反映出了地方居民对属地的主人翁意识和归属感，在意识层面上激发了农民参与地方事务的积极性，从而强化了主体之间的关系联结。数字化促进农民属地、文化认同主要有两条路径，即通过数字化保留、传播乡村文化，和通过数字化提升乡村经济、社会地域价值，从而增强农民属地、文化认同。一方面推动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保留、传播乡村文化。基于数字技术的可再生性、可复制传播性等特点，利用信息技术，采集能代表乡村地方人文特色、具有较高历史传承价值的文化资源和非遗项目等，破解乡村文化在现代城市文明冲击下面临的选择性遗忘和消失困境。主要包括农村博物馆建设，非物质遗产如戏曲、传统技艺数字化等，对其进行存储、管理、利用和展示，实现乡村文化的保留和网上传播。同时将数字技术嵌入乡村公共空间，利用数字技术传播和展示乡村文化特色，积极主动与现代城市文明接轨，提升乡村文化的表现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资源、参与、认同三要素是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经济社会效益提高，乡村属地、文化认同才会实现正反馈的良性循环。数字化为乡村发展提供了高效率、高互动和新的发展模式，首先表现出来的是经济效益，而经济联系是社会联系的基础。乡村地域物质层面的丰富会促使更多资金、人等要素聚集，提升乡村经济社会生机活力，促进乡村地域价值的提升。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可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确定感、安全感，进而提升其属地、文化认同的归属感。

（作者单位：广元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