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红军结束了转战八省、行程二万五千里、历时两年的长征，三大主力胜利抵达陕北，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

毛主席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开动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它散布的种子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定会有收获的。”

听过毛主席激情洋溢的评价，时任军委宣传部部长的徐梦秋敏感地意识到：应立即着手采写、编辑、出版一部长征的纪实文集，为世界留下最真实、最具特色的作品，让伟大的长征永存记忆，功彪青史。

1936年2月，徐梦秋给宣传部的同志布置任务：收集有关长征的文件、记录、日记等资料，整理、采写长征纪实文章。大家立即行动，分头到各单位、部队调查、采访，夜以继日地赶写稿件。但是，忙活了一阵才发现，“长征”的英雄人物事迹、英雄故事数不胜数，要编撰一部“纪实”是庞大的系统工程，仅凭宣传部的几个人短时间难以完成。同年7月，徐梦秋将计划出版“长征纪实”的想法向中央军委汇报，毛主席得知后非常重视，在8月5日与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名签发“征稿函”发至各单位、部队：“各人就自己长征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义，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函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

同一天，中央军委也通电全军：“出版关于长征记载，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征稿函”和电报发出后，总政治部成立了由徐梦秋、徐特立、丁玲、成仿吾等人组成的《长征纪实》编委会，由徐梦秋具体负责。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号召得到积极响应，董必武、徐特立、李富春、陆定一等中央领导纷纷拿起笔，撰写自己的长征经历。在保安“红军大学”学习的张爱萍、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等36名将领也都行动起来，斟词酌句地书写自己的长征故事。

2个多月后，“编委会”收到征稿200多篇，作者有身经百战的将军，也有刚刚学会写字的战士。时任编辑的丁玲在《文艺在苏区》一文中回忆道：“征稿通知发出后，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路以外，甚至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油纸写的，用粗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堆到一尺高，两尺高。这全是几百双手在一些没有桌子的地方，在小油灯下写清了送来的。于是编辑们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誊清这些出乎意料，写得美好的文章。”

1937年2月，“长征纪实”编辑工作初步完成，定书名《二万五千里》，正当筹备付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共中央从大局考虑，决定暂缓出版《二万五千里》。

直到1942年11月，《二万五千里》经过丁玲再一次编辑，改书名为《红军长征记》，由总政治部分上、下册出版。全书412页，共收入40多人的回忆文章100篇，共50余万字，并附《红军入川歌》《渡金沙江胜利歌》等长征歌曲10首，《红军第一军团长征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等图表5幅，详细绘录了部分红军长征的时间、路线、营地、里程等。

《红军长征记》在“编者的话”中写道：“本书的写作系在一九三六年，编成于一九三七年二月，许多作者在回忆这些历史事实时，仍处于国内战争的前线。因此，在写作时所用的语句，今天看来自然有些不妥。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

《红军长征记》百篇文稿中，既有充满理想信念、革命乐观主义的《从毛儿盖到班佑》（董必武）、《由临武至道州》（耿飙）、《向赤水前进》（谭政），也有描述铁血烽烟、惨烈激战的《突破天险腊子口》（杨成武）、《渡乌江》（刘亚楼）、《娄山关前后》（彭雪枫），还有互助互爱、共克艰难的《出发的前夜》（彭加伦）、《老山界》（陆定一）、《湘南游击队》（唐天际）等，一篇篇感人至深的叙述，一幕幕撼曳魂魄的场景，用最真实、最质朴的语言凸显长征的原始画面，字里行间闪耀着革命英雄主义和必胜信念的光芒。

长征之初，大多数人不知要去哪里，要走多久，但敌人前截尾追，飞机轰炸，越走越险的激流峰壑、泥沼草地，让许多人迷惘、困惑。董必武的《出发前》一文写道：“离开中央苏区，‘家’没了，为了生存，不得不长途远行，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战，对战士来说，如能听到领袖的声音，与领袖说几句话，哪怕只看到他们的身影，也能感受莫大鼓舞，提高胜利信心。”

红军向赤水行进，在回龙场短暂休息，毛主席来到红三团官兵中间，他边卷战士递来的叶子烟边说：“迂回赤水，像穿梭在敌人五个指头之间，我们要一个一个把它割掉。”领袖的泰然自若极大增强了官兵的信心、鼓舞了斗志，后来四渡赤水、出奇制胜，被战士称为“割敌人的手指头”。

过草地时，常常阴晴突变，昼夜温差巨大，尤其在风雨寒夜，是战士们情绪最低落、悲伤的时候。邓发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中说：“过草地最艰难的6天里，每当夜半，毛泽东都来到战士中间，他穿着和士兵一样的衣服，将手提着的包袱垫在地上，坐在篝火旁，开始讲几年来的战斗历程，红军的未来。他在谈吐之间，没有一点傲慢之气，言语很通俗幽默，表情沉毅坚定，完全是一个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风度。”

霜天瑟月、寥野苍茫、篝火熊熊，官兵们忘记了饥饿、寒冷，围坐在崇敬的领袖身旁，聆听教诲，犹如一幅大气磅礴、温馨舒人的画卷，工笔勾绘出坚定的信念和从容乐观。

朱德总司令的言行，在红军中有着极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他时时不忘为官兵鼓劲加油。冯文彬《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一文讲述：“过大渡河前一天，部队在安顺场打土豪没收几头肥猪，前锋连分到一副猪下货。恰好朱总司令来到连队，他说：渡河前夕，我炒猪下货给你们壮行。他说着系起围裙，点燃炉灶，不到一个时辰，一盆爆炒猪下货端上桌。”

战士们倍受鼓舞，强渡大渡河战斗中，前锋连人人争先，第一个把胜利的红旗插上对岸敌人阵地。

过草地时部队出现粮荒，朱德从军委干部团抽30人成立“野菜调查小组”，自己任组长。周士第在《还不算空手》一文中说：“朱总司令带领大家挖野菜，把不认识的挑出来煮熟，他说：组长有优先权，我先吃。其实人人明白，这是‘吃’有没有毒，就这样新找到10几种可以吃的野菜。再把‘小组’成员派到连队成立‘小组’挖野菜，极大缓解了缺粮危机，总司令的关怀也让大家倍受感动。”

红军攻克遵义后，总政治部下达“军装整齐、不自由行动、不拿老乡物品、不打架骂人”等八项通令。但途经茅台镇时，有传言说红军不守纪律，用茅台酒洗脚。熊伯涛《茅台酒》一文讲述当时的细节：“茅台镇有个‘义成酒坊’，里面摆着百余口大缸，装满美酒。有的战士以为是水，便提来洗脚。当酒香四溢，方知是酒，虽半缸已成脚汤，战士们还是按价付了银洋。”

红军进入金川藏区，藏民受国民党欺骗宣传，纷纷躲进深山，部队买不到粮食，只得挖野菜充饥。拓夫在《瓦布梁子》一文中讲道：“有的藏民从山里回来了，发现我们宁可吃野菜也不动他们的粮食，还帮他们照管牛羊，就开始与我们接近，还送东西给我们吃，部队离开时，藏民都捧着青稞酒来送行。”。

红军恪守纪律，上级对战士们也关怀入微，让他们倍感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在艰难困苦中增信心、鼓士气、打胜仗。

中国共产党第一部“长征”纪实文集出版，在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当时上海、北平、重庆等城市的进步报刊，纷纷转载原汁原味、鲜活真实的长征故事，让人们了解长征的过程、意义和精神，感悟两万五千里的艰苦卓绝、铁血悲壮，从中认知人民军队不怕牺牲、战胜艰难、勇敢前进的英雄壮举，同时也用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文献价值，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增添了一部熠熠生辉的华章典卷。

 （作者系锦州市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