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1935年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央红军长征的情况时，将“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列为长征取得胜利的三大原因之一。群众工作从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长征时期，群众工作环境和对象兼具复杂性，因此群众工作的内容也是复杂多样的。红军长征在四川，需要在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情况下，通过包括彝、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内的四川大片区域。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做好群众工作直接关系战略转移的成败。党和红军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动员工作、民族团结工作，红军的群众工作也更加活跃起来。

一、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古田会议决议案认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重大的工作”。由于党和红军在西南地区的革命活动较少，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一直比较弱，再加上国民党和地方军阀制造大量谣言欺骗群众，一时间人心惶惶，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要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红军必须比以往更深入地接触群众，宣传教育群众。

针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共产党也要进行有力回击。红军充分发挥“宣传队”的作用，派地方工作部门和宣传队的同志到群众中去，同群众谈心，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总政治部于1935年4月6日发布了《关于连队组织工作命令》，强调连队“目前地方工作组应切实负责进行宣传与争取群众、扩大红军的工作”。按照总政治部的要求，红军各部队从军、师、团到连队都健全了地方工作部门和宣传队，从而保证群众工作的顺利开展。行军途中，红军战士把党的各项方针口号以漫画、标语等形式张贴在容易看见的地点，据统计仅四川省通江县的新场乡就有红军石刻标语500多幅。此外，还在歌谣中融入了党的宗旨宣传的内容，针对广大民众备受军阀统治压迫的现实，创作了《刘湘跳河》《活捉田冬瓜》等川剧，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揭露敌人。

红军区别于国民党的“川军”“中央军”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在这一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上，红军不仅制定了严格的规范，而且采取了实际行动加以证明。为了围攻叙永城，红一方面军兼程疾进，来到营盘山时，发现一片黄澄澄的橘子林。在这之前，战士们已经两天多没有吃过饱饭了，然而每个战士都忍受着饥渴，始终没有一个人去摘。1935年6月7日，红军先遣队进入天全县灵关殿后，为了不打扰群众，就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席地坐至天亮。一名红军战士路过得荣县古学村时，不慎失火烧毁民房，后被依法处决，此事对当地群众的震动很大。红军的实际行动就是最好的宣传，沿途群众在实践中认识到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为工农解放而斗争的，为群众工作顺利开展扫除了障碍。

二、壮大革命力量，加强组织动员工作

毛泽东曾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面对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面临很大的阻力。长征途中红军队伍大量减员，到达四川时，兵力吃紧，壮大革命力量尤为紧迫。为了在短时间内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每到一处新地，红军各部就加快扩红工作，把动员民众参加革命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有效吸引民众参军。红一方面军在《战士报》上集中报道了扩红运动，并提出“紧张起来，动员起来，为扩大一倍红军而斗争”。翻越夹金山之前，《红星》报第二十期刊发《继续努力扩大红军无论如何要完成六月份扩红的计划》一文，强调必须“不疲倦的不放松的继续努力扩大红军”。

为了积蓄革命力量，中央红军在四川会理进行短期休整期间，建立了通安贫农团、彰冠贫农团、南阁贫农团、会理城郊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并在当地成立了革命工作委员会。红四方面军1935年5月到达藏族地区，很快在这一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党的组织、农会，还有赤卫队、妇女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组织。1935年5月30日，召开的茂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茂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宣布成立茂县苏维埃政府，同时建立了中共茂县委员会。这之后，威州、理番、松潘、平武、大金等地也建立了县委和县苏维埃政权。接着又建立乡、镇各级基层苏维埃政权机构。1936年2月至5月，炉霍、道孚、甘孜等地建立起了县和区乡的博巴政府。通过组织、发动群众，确保群众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三、重视民族同胞，加强地区团结工作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的大省，除了汉族，还生活着藏、彝、羌等少数民族同胞，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共中央意识到民族问题在战略大转移中的重要地位。1935年4月14日，红军总政治部在《红星》报上刊登了《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一文，明确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朱德总司令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的各项政策，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呼吁全体彝族民众团结起来实现“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得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就是尊重少数民族人民，尊重民族平等，这是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大问题。红军总政治部通知各部队“绝对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红四方面军进入藏区后，成立了少数民族委员会，部队首先派人员调查当地的风俗、语言、宗教、禁忌等情况、整理编成《情况通报》，以便全军上下能够进一步了解相关内容。鉴于部分同志对少数民族了解不深，一些不当行为会引起少数民族同胞反感，为此制定了《番区十要十不要》《回区十要十不要》等规定。1936年5月，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制定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明确提出要反对并克服大汉族主义倾向和狭隘的民族观念。红军也十分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用藏汉文双语发布通告，提倡汉族指战员认真学习和使用。西北军区政治部在《少数民族工作须知》中提出红军“要帮助少数民族的文化工作，建立本民族的学校，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教授”。要取得长征的最终胜利，需要依靠各族人民的力量，做好民族地区的团结工作，有利于搭建起同少数民族沟通的桥梁。

（作者分别系四川省委党校中共党史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四川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