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区域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其中，区域发展中的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党的二十大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列为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确立以此作为四川现代化建设的总牵引，并强调，要坚持成都极核引领，建强动能更充沛的现代化成都都市圈。

都市圈是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种空间现象，被认为是城市地域空间形态演化的高级形式，是城市群的“硬核”支撑。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都市圈具体指向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继南京都市圈、福州都市圈后，成都都市圈成为国家层面批复建设的第三个和中西部第一个都市圈，势必承担起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强劲动力和坚实支撑、为牵引四川高质量发展提供主引擎的使命担当。

综观国内外成熟的都市圈、经济圈发展经验，“主干”作用越强，外溢辐射效应才可能越强。近年，四川省委、省政府把大力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四川区域协调发展的牵引性工程，着力下好“先手棋”。从早期共建产业园，到逐步推进产业协作，再到交通、政策、公共服务等诸方面加快互连互通，成德眉资同城化区域已具备共建现代化都市圈的良好基础，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综合实力领先中西部。规划获批以来，成都都市圈建设开局良好，202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71.2%、比全国高出6.5个百分点；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789.9亿元，分别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四川省的34%、46.5%。

但是总体来看，成都都市圈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须进一步强化成都首位城市担当，加快推动形成产业、功能分工协同，基础设施内外畅联，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实现都市圈整体区域有机“抱团”、发展能级与发展质量“1+1>2”的能效扩张。

一是推动极核扩容，带动区域共兴。全球危机后，世界城市体系便呈现出网络区域化和等级扁平化特征，疫情的叠加冲击，使全球化经济活动进一步呈现在整体上向区域层面收缩的态势。由此，中心城市紧密联系广大腹地共同形成国际竞争力、融入全球城市网络体系和提升整体区域能级地位，成为发展的趋势。成都应进一步密切与毗邻德眉资的经济联系，以同城化区域为极核扩容形成新的经济板块，共同承担起引领融入全国大市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重任。同时，与重庆都市圈在竞合中东进、西迎，相向发展共建共享，才能聚合力量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创中心、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和对外开放新格局重要节点。

二是厚植产业生态，建强内驱动能。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互补支撑、协同一体，是成熟都市圈的基本特征。应增强成都中心城市集聚集成高端要素的能力，参照合理的产业梯度系数，在都市圈“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以企业为核心主体组建产业链联盟，加快形成“研发+转化”“总部+基地”“终端产品+协作配套”等链式集群、梯度布局的产业分工体系，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先进材料、新能源、食品饮料等重点产业，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服务链”高能级生态圈。

三是聚力补齐短板，夯实软硬基础。都市圈和经济圈发展，必然要求交通先行。构建轨道交通1小时通勤圈将成为成都都市圈加快建设立体交通体系的核心，势必促进圈内各城市间形成高密度、大流量的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商务流，有助于发挥极核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实现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在此基础上，率先以教育、医疗等老百姓最期盼和获得感最直接的公共服务类项目为切入点，加速形成均衡便捷、城乡融合的高品质宜业宜居高地。而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集聚，则应由市场发挥主力作用。深化改革应致力于打破行政边界、搭建跨区域平台、构建同标一体营商环境，引入现代市场的成本分担、收益分享机制。这也是避免圈内同质化竞争、形成产业分工协同、共享合作红利的关键。

以超大特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结构性潜能。全面提升成都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连片成势，形成极点引领、轴带串联、全域共兴的“点线面”网络化、一体化都市圈空间发展格局，是规律使然、趋势所向、现实所需。建强动能更充沛的现代化成都都市圈、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主引擎，既是都市圈城市的使命担当，也是都市圈城市发展的“新风口”。

（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区域经济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