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是对传统天下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有了天下的观念，孔子提出“天下归仁”，《礼记·礼运》中记载了“天下大同”“天下一家”的理想。仁、礼、和是传统天下观的基本价值，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和生存智慧。我们可以通过仁、礼、和的三重维度理解传统文化的天下观，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进而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情怀。

一、“仁”是传统天下观的道德根基

“中国”与“天下”相对，古人眼中的“中国”是一个文明的空间观念，而不是明确国界的地理观念，同样，传统天下观是一种地理和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世界观，但更是一种文化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世界观。孔子说“天下归仁”，既是指天下万民归顺于大一统的中央政权，更是指万民共同认同于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文明。

至仁为德，“仁”是中华文明最具向心力、吸引力的价值观念。“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子曰：“仁者爱人”。人因相爱而成群，因成群而相爱。爱是社会和谐安定、人类繁衍发展的基础。仁始于爱亲，是从与自己最亲近的家族成员开始推及其爱，所以儒家非常重视家教孝道，中国人也历来抱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同时，仁爱又具有突破家族血缘而推及天地万物的冲动。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大学》讲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家人及于国人，再及于天下人，都是仁关怀的范围，仁者身处宇宙间而感通天地。所以“仁”也有“通”的含义。谭嗣同《仁学》说：“仁以通为第一义。”“仁”可以冲绝网罗、打破界限、沟通四方，由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将天下包容为一家。《论语》中记载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恕是仁的两个层面。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己达人、推己及人、尽心为人，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怀正源于此；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充分尊重对方，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这便是中华文化追求和平、反对战争，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根源。

“仁”的理论基础在于对人性的肯定。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孟子讲“性善”。因为对人性平等看待，所以会相互尊重、理解包容，因为主张人性为善，所以可以共谋发展、合作共赢。这是与西方的思想完全不同的立论。西方政治学家霍布斯主张人性恶，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是为了避免战争而被迫合作，在敌对、竞争、制衡中求得生存。基于敌对和防范的合作难以长久，稍有冲突就可能激化矛盾、关系破裂甚至陷入你死我活的怪圈，而基于仁爱的合作可以生生不息，在尊重上的对话易于打破隔阂，消除矛盾，和谐共赢，携手共进。

二、“礼”是传统天下观的文明秩序

传统的“天下”在地理上分为“中央”和“四方”，在族群上就是“华夏”和“蛮夷戎狄”。天下呈现为同心圆的基本形态。从地理来看，古代华夏族群将自己生活繁衍的地方视为世界的中心，夷狄是分布在四周的外族。从文明来看，位于同心圆中心的华夏文明程度最高，向外一圈文明降低一级，最外圈层则是未开化的野蛮人，这与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相似。儒家从本质上肯定人性平等，但也承认现实中人性的差别，这种差别就在于能否遵循文明礼乐。文明者“华”也，不文明者“夷”也。这就是华夷之辨，也是传统天下观的文明秩序。

“礼”是统合华夷的价值纽带。礼既别亲疏，也协调差异，维持秩序。《论语》里记载了孔子对礼的坚守。孔子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是指舞蹈的列队，天子用八佾，即八八六十四个女子跳舞的礼仪规模，诸侯只能用六佾，大夫四、士二。孔子看到鲁国大臣季氏僭越使用天子之礼特别生气，对于礼的维护就是对稳定秩序的维护。这种礼制理念在政治上逐渐从统治内部延伸到对外关系，华夷的秩序也用礼来规范，形成中央对四夷的管制和四夷对中央的朝贡。“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这就是天下观视域下的政治制度。

虽然华夷之辨在政治上讲究等级差别，但这种差别不是绝对的，区别华夏和夷狄的重要因素并不是血统、种族等不变的东西，也不是经济、武力等外在的东西，而是礼所内含的文明、道义，这也正是传统天下观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孔子指出九夷之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夷狄并不是天然落后，只要得到教化，也可以进于文明。唐代儒者韩愈《原道》中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华夷是相对的，文明和野蛮之间可以转换，原本文明的诸侯不讲道德、不守礼制，就近于夷狄，反之，原本落后的夷狄只要能文明进步则属中国，关键是谁能占领文明的高地。

三、“和”是传统天下观的共生智慧

儒家在仁礼精神之上又进一步催生“和”的观念。“礼之用，和为贵”，“和”生于礼，则包容差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国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济”，都是对不同的包容。“和”生于仁，则主张和谐。“和”原本是指音乐的和谐作用，古人以声乐演奏的和美比喻天下万物在仁爱中达到和谐。《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年有四时交替，天有日月代明，不同事物的协调、配合、互补、交融，才能生成新的事物，实现共同发展，构成多彩世界。儒家主张以温和、平稳、友好的方式实现统一，包容差异的和谐才是最高的境界。

《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圣尧由亲爱“九族”到协调“百姓”再到和睦“万邦”，由小及大、由近及远，达到各个邦国都和睦相处的境界。圣尧是儒家内圣外王的典范，内圣就是要除去一己之偏私，光明自己的心境，同时感化教化万民以光明万民的德性；外王是要接纳差异，尊重不同的文化和制度，既不以武力、霸权侵犯他人，也不允许他人之间相互武力侵犯，保护弱小、伸张正义，努力平衡各方关系，承担起维持天下和平的责任，实现“近者悦，远者来”。圣尧所昭示的和平理想，是儒者千百年来未曾断绝的追求，并将之视作自己肩负的使命。北宋儒者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是体现出了传统天下观的使命意识，“天下”的空间是天地之间，对象是有生之民，文化是圣贤绝学，目标是太平盛世。进而，张载“民胞物与”就是把天地比作大家族，视天下各族人民为兄弟，人人都有关爱照顾其他成员特别是“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的责任。包容差异、承担责任、怀柔远民，共同促进了“和”的发展。

“和”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智慧。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不像游牧文明那样流动尚武，也不像海洋文明那样冒险勇猛，最希望的是周而复始的稳定、安定，和平是中国人矢志不渝的追求。在“和”治下的天下，是和平的，也是包容的。和平和包容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融共生创造了条件，造就了海纳百川的中华民族和兼容并蓄的中华文化。

经历了近代的跌宕起伏，我们早已明白中国不是世界地理的中心，但我们仍旧坚持胸怀天下。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高度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仁、礼、和等核心价值的延伸和创新发展。践行坚持胸怀天下理念，这其中既蕴含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广博情怀和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大国大党担当的体现，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人类的共同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