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1935年1月末至3月下旬，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上演的一场“四渡赤水”的千古绝唱，就是党的优良作风赢得党心军心民心，夺取长征最终胜利的生动写照。

一、四渡赤水的胜利是实事求是思想作风的胜利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四渡赤水战役最终胜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明确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四渡赤水战役之初，中央红军计划经川南渡过长江，却不料在土城遭敌追击，损失较大。此时，前有川军重兵云集，后有数倍敌军围追堵截，北渡长江暂无实现可能。面对危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革军委实事求是分析战况，当机立断调整红军进军方向，一渡赤水剑指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川黔滇三省边境扎西地区，成功摆脱尾追之敌。在1935年2月9日召开的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深刻总结土城、青岗坡战斗经验：“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们没有歼灭川敌，反而受到了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的教训有三点：第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是三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越打越多；第二，轻敌，对四川刘湘部队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第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教训，今后力戒之！”面对失利，毛泽东和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总结经验、修正错误，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再克遵义，开启了四渡赤水战役的神来之笔。

二、四渡赤水的胜利是民主决策工作作风的胜利

民主作风，是党实现正确领导，推进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四渡赤水战役期间，敌情千变万化。党中央坚持民主决策，高度重视一线指挥员的建议，不断调整我军出击路线，在运动中掌握主动，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一渡赤水后，面对川军40多个团的严防死守，从宜宾上游北渡长江已不可能。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建议转向扎西进行整编，“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二渡赤水后，红军前有王家烈部和薛岳部阻击，后有潘文华部和孙渡部尾追。为求生机，彭德怀和杨尚昆建议以迅速动作歼灭黑神庙黔军守敌。四渡赤水后，中革军委考虑向西南机动，扭转战局。彭德怀和杨尚昆分析西南机动困难，建议“转到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红军南渡乌江后，为夺先机，彭德怀和杨尚昆研究西进贵阳地形地势，建议野战军迅速渡过北盘江求得在滇黔边与孙渡部作战。中央红军入滇后，追击重兵陆续而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建议先敌占领东川、渡过金沙江向川西北前进。危急关头，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积极采纳一线指挥员的正确建议，将民主决策的工作作风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周恩来所言：“中央红军能不在李德的荒谬指挥下被消灭，而能渡过长征困难，实因在遵义会议后得到毛主席的领导，以及一、三军团骨干的努力。”

三、四渡赤水的胜利是敢于斗争战斗作风的胜利

敢于斗争的战斗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法宝，是我们党开展各种斗争实践的精神刀刃，也是我们党优良作风的核心组成部分。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四渡赤水战役期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身着褴褛军装，在川滇黔的山林、江河间高强度穿梭迂回，把敢于斗争化作制胜武器。毛泽东不分昼夜、忘我工作。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魏国禄回忆：“遵义会议后，主席很忙，有两次晚上总理叫我送信给主席，已经半夜了，主席还在马灯下看东西。”朱德多次亲临前线，与将士们同生共死，指挥红军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红军将士敢闯敢干，在寒冬穿越古蔺县北部的黄荆老林，同恶劣自然环境坚决斗争。这无一不展示出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风骨。当然，敢于斗争不是盲目斗争，敢打必胜离不开理性分析。1935年3月10日，中央在苟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提出的攻打打鼓新场建议，中央和军委大多数同志赞成攻打，只毛泽东一人坚决反对。他认为此战难以速胜，且滇军3个旅正向打鼓新场集结，战事打响反会因攻坚而陷红军于被动。会上多番劝说无果后，毛泽东又连夜找到周恩来，劝其缓发作战命令。第二天再次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接受，使红军避免了一场大的损失。

四、四渡赤水的胜利是从严治军纪律作风的胜利

铁的纪律，是战斗力的重要源泉，是党和红军的制胜法宝，也是四渡赤水一役胜利的根本所在。“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四渡赤水战役期间，全党全军步调一致、上下同心，生动展现了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严明的纪律作风。第一，严守政治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1935年2月初，毛泽东等率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抵达四川泸州石厢子境内，随后召开“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研究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等问题，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当时凯丰还在背后鼓捣，叫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他的，还跟凯丰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博古严守政治纪律，实现了领导权的顺利交接。中央常委完成重构，为中央红军取得四渡赤水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第二，严守群众纪律，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四渡赤水期间，中央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觉践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要求，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三个铜板”“营盘山上橘子红”“两张字条留粮缸”“萝卜坑里放银元”等动人故事不胜枚举。第三，严守作战纪律，听党话跟党走。四渡赤水战役中，战略决策变化频繁，有时一天几道命令。“战士双脚走天下”，十分疲惫。然而，全军上下无人不遵命，无人掉队和逃离。正是这种令行禁止的纪律作风，确保中央红军赢得了渡江北上的决定性胜利。

（作者分别系四川省委党校中共党史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四川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