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2023年，人类社会如何应对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应对这种变化的过程中，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将引发各种社会伦理和法律方面的挑战和治理上的难题，引发失业危机，甚至可能导致人类沦为智能机器的附庸等问题表示担忧。目前哲学社会学界理解人工智能问题的学术进路大体可以概括有三种，分别是人工智能产权论、人工智能规训论，以及人工智能变革论，分别展现出不同的哲学视野。于是在唯物史观视角下去理解它们，是审视反思当下人工智能时代问题的重要课题。

一、谁拥有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权利或财产权归属问题可以概括成一个“谁拥有人工智能”的问题。在博纳斯（Bernes）、托斯卡纳（Toscano）、斯坦霍夫（Steinhoff）等学者看来，人工智能是一个特定地植根于美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私有化剥削工具。他们认为，有关人工智能的生产资料、财富和社会权力都集中在高科技产业所有者手中。因此把人工智能描绘成一个公正的科学研究过程的结果是幼稚的。人工智能机器或者说自动化机器这一整个趋势不仅是技术逻辑的产物，同时也是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逻辑的产物。

人工智能最早的形态是二战后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数字实验品。今天大型数字公司的所有者已经将人工智能视为他们控制的技术。他们能够在人工智能的软件和硬件中植入他们的目标和优先级，将某种价值观作为一个原指令（Prime Directive）植入人工智能的算法设计中，以扩大剩余价值的获取。导致人工智能的产权获有者们普遍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是只有他们才能决定人工智能的方向。

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梦想过拥有一台自动织布机，并认为自动织布机的出现将终止奴隶制和剥削。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和机器的引入，工人里的卢德派们却选择破坏织布机，以抗议新发明带来的新的被统治和被贫困。在资产阶级的历史叙事里，这些卢德派们被不公平地记载为科技进步的反对者。这种记载在事实上可以算作一种污蔑，他们反对的实际上更多的是科技的拥有者。因此人工智能产权论或者人工智能权力论者认为，在今天当社会大众沉湎于对诸如人工智能这种节省劳动的自动装置的乐观幻想或悲观恐慌中时，我们经常忘记问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谁拥有了织布机，到底是谁拥有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目前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尚属于弱人工智能范围，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拥有自我意识，它们的技术也远非所宣称的那么开放。人们只讨论人工智能会如何，而不讨论谁的人工智能会如何呢是不公平的。马克思曾写道：“最终是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这一切”。现在，所谓非人的力量并非是指人工智能的出现，而是工人的异化。

在资本主义漫长的历史中，如何异化工人，让工人尽量成为不会疲惫，不需要工资的机器是其最高的主旨。资本剥削了工人，制造什么，如何制造，他们如何与其他人类相处，以及他们作为一个物种存在的控制权，而人工智能的崛起则可能走向这一过程的最高潮。工人与机器本质的互换是市场系统释放资本力量的自主展现。因此，通用人工智能（AGI)或许不会成为完全超乎人类想象的完全异质性的、不可理解的存在，它更有可能成为的是资本精神的具象体现。然而人工智能产权论其实也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它在不知不觉中其实带入了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傲慢，把人工智能完全当作资本的奴隶，将资产阶级精英看作可以谋划一切的主宰，自己可以控制自己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就好像金融资本家认为自己永远可以控制住大萧条一样。但事实上将人工智能完全视作是资产阶级的附属，是一种理论上的盲目和倒置。人工智能产权论所蕴含的理论底色是正确的，那就是人工智能是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的市场理性和资本逻辑中诞生的，这点为它将来脱离特定的、个体的资本家的掌控埋下了伏笔。

二、人工智能对工人的规训

在人工智能产权论之外，第二个人工智能社会理论可以被称为人工智能规训论或者人工智能不可知论。这种看法认为人工智能的能力仍然不足以完全改变我们对资本和阶级的分析，或者说无论人工智能最终的能力怎么样，他都只会放大和加强孕育它的资本主义本身的力量。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诞生的确像人工智能产权论者所说的那样，不是一个中立的过程，而是被阶级权力的立场所支配，可以被武器化为规训工人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是不可知的，或者说不必知的。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的能力是无法被理解的，而是说人工智能的能力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人认为人工智能是什么，或者说工人认为人工智能会取代他们才是重要的。例如ChatGPT 3会编造出根本不存在的论文、人物和事件来佐证他得出来的观点。因此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阶级性的营销策略。人们的工作可能会消失，工资可能会下降，但人们仍然要与人工智能一起劳动。即使他们所做的工作已经被认为是无技术的或者没有报酬的了。人工智能规训论认为，显著的技术变革确实正在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业和整个社会世界的演变已经被技术注定了。人们应该思考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所隐含的意识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关于人类已经过时的声音。人工智能规训论引入了葛兰西主义（Gramscianism）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Socialist Feminism）作为最重要的学术资源之一，主要关注工作的定义是如何流变，而资本主义又如何通过隐藏某些类型的工作，拒绝支付相关报酬，并假装实际上根本不依靠此类工作来生存和发展的。

因此人工智能规训论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事物急于表现出精简、及时、超智能和未来主义，于是他们决定在所有进程中剔除我们对人类群体的劳动和贡献的感知。消费者体验到的不仅是身处未来的神秘感，更多的是一种无罪的道德纯净感。因为所有的劳动后面仿佛都没有人，进而也就感受不到剥削。人们逐渐对每天使用的，已经完全构成了所谓必须被捍卫的现代生活的平台和服务的实际工作方式丧失了好奇心。于是大家过分依赖宣传，增添了对人工智能的信任。算法资本主义时代的再生产劳动和所有的劳动关系一样，真实世界的种族、性别和地缘政治在所谓完全虚拟的数字资本主义下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决定着哪些工人可以获得公平的劳动报酬。人工智能规训论关注的与其说是人工智能本身的问题，不如说它关注的是隐藏在人工智能问题之下的，资本主义根深蒂固存在的与劳动、剩余价值、生产剥削相关的问题。这赋予了人工智能规训论以持久性和历史意义，并提醒我们仍然存在于资本主义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时代中。

三、人工智能变革论与社会主义走向

ChatGPT4的出现将资本主义对劳动力后备军的可支配性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人工智能变革论”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机器人技术是“真实的”，有能力彻底改变生产和工作的条件，并且将这种变化认为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阶段，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前阶段。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乐观地看待人工智能自动化能力，将它看作某种改善，也许最终可以带来废除雇佣劳动剥削的变革。人工智能的出现为当下的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条比使用彻底的暴力来完成全面反资本主义革命更容易实现的道路。在此种道路下，如何使用公有化的、人民的政治手段改造人工智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资本逻辑下，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工人被认为是互置的概念。所以资产阶级对于人工智能或机器人的设计大多停留在如何创造一个可以被无限“剥削”的主体上，这点阻碍了他们可以形成对人工智能走向自我意识和自我构建的唯物主义认知。在这种意义下，讨论人工智能的伦理性便容易沦为无根之谈。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