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务，主持西南党政军各项工作。他善于从战略高度认识和分析问题，—切着眼于战略全局，一切服从于战略全局。在解放四川、稳定四川、建设四川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四川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解放四川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尚未实现完全解放，国民党反动派仍心存幻想，妄图依赖美国援助，建设以四川为中心的“大西南防线”，东山再起。毛泽东在《解放西南地区的作战方针》电文中强调，“西南重心是四川。”明确要打大西南，核心就是要拿下四川。当时的四川军阀割据，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再加上蒋介石十多年的统治和经营，敌情复杂。解放四川任务艰巨且迫在眉睫。

四川得以解放，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西南局坚决执行党中央决策的结果。

一是军事上执行“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毛泽东经过审慎考虑，一反常规，决定令二野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四川的叙府（今宜宾）、泸州、重庆一线，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国民党军西南防线的后侧，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的退路，关起门来在四川境内歼敌主力。同时，以一野一部从陕西挺进秦岭，故意作出由此大举入川的姿态，吸引胡宗南集团把注意力放在北线，尔后也可南下攻占川北及成都。”邓小平坚决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战略决策，迅速扫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

二是政治上展开强大攻势。毛泽东曾特意嘱咐邓小平等人，解放大西南除用军事战斗方式以外，还需兼取政治方式解决。因此，“早在进军西南前夕，邓小平、刘伯承、 贺龙等就派了专人做争取西南国民党军将领的工作 ……”即使到了成都战役阶段，国民党军在战场上早已不构成威胁，邓小平仍然把政治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要求各部队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放下武器。1949年12月24日，邓小平向被围困在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部发出最后《忠告》，劝告他们“认识时势，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投到人民政府方面来”。

此外，邓小平还认为干部问题关乎革命战略问题，是完成党的任务的决定性力量。要解放四川、建设四川，需要大批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在他的倡议下，在刚解放的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等地区，选拔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南下干部跟随二野进军大西南，西南服务团宣告成立。历史证明，邓小平倡议组建西南服务团的决定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不仅自力更生解决干部缺额问题，而且还提高了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

在全国解放的进程中，解放四川是重要里程碑。四川解放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企图盘踞西南地区伺机卷土重来的意图，为西藏和平解放提供了后勤支援和战略通道。人民解放战争攻破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后一个堡垒，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扫清了障碍，为其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扮演战略腹地角色奠定了坚实政治基础。

稳定四川

新生人民政权建立之初，四川面临着严峻的粮食问题，全川境内接收国民党政府田粮机构的存粮和部队缴获的粮食仅有1.75吨，根本无法满足庞大的军需民用。同时，四川作为全国主要粮食产区，还肩负着为国家提供战略机动粮以及为解放军部队进入西藏提供后勤保障的任务。粮食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解决，不仅无法维持社会的稳定，也必将影响工业恢复、社会经济建设等工作的展开。邓小平高度重视粮食问题，明确提出：要依靠党、政、军各方面力量、发动人民群众，及时组织征粮工作队，到广大农村地区去开展征粮工作，以便尽快解决粮食问题。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底，四川各地为完成征粮任务做了大量工作。然而，就在征粮工作轰轰烈烈展开的同时，国民党残匪特务发动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土匪暴乱，仅四川就潜伏了国民党训练的所谓游击干部5000人之多，严重威胁征粮工作。邓小平准确判断：“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要求迅速扑灭匪患，保证征粮任务完成。西南局实行一元化领导的剿匪斗争，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实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政策；实行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密切结合，建立农民自卫武装。至1950年底，四川共歼灭匪特57万余人，除少数边远山区尚有少数小股匪特或散匪待进一步清剿外，四川匪患基本消灭，有力地保证了征粮工作的完成。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安全。四川发挥腹地优势，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政局稳定发挥了作用。经过艰苦的征粮剿匪工作，四川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征粮任务，为全国政局稳定提供了必要的粮食保障，特别是为上海的经济社会恢复和西藏和平解放提供了有力支持。1950年3月，四川川东、川南、川北三个行署区筹集供应调出20万吨大米支援上海、华东等地，川西区则负责为进藏部队筹集粮食。这一年，四川调往省外和供应军需粮食达39.2万吨。

建设四川

早在进军解放西南的途中，邓小平就从战略高度，深入思考了解放后接管西南的艰巨任务：“西南人口七千万，是全国战略的大后方，建设条件也很好，是将来的大工业区之一”。解放伊始，百废待兴。邓小平深知当时的客观困难很多，他实事求是地指出：“我们还面临很大的困难，我们只好集中力量办一两件事，决不能百废俱兴。”

交通运输的恢复和发展，是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之一。邓小平十分清楚成渝铁路对四川人民经济生活的重大影响和在国防建设上的重要意义。四川地处西南腹地，四周被高山和高原环绕，山高水险，交通不便，不修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通；同时，四川丰富的物产，如大米、食盐、麻、糖、桐油、煤炭、山货和木材等，不修铁路，不利于物资的流通发展。另外，修建成渝铁路是7000万西南人民长达半个世纪的夙愿。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从成渝铁路入手，可以带动钢铁、机械、煤炭等行业的恢复和发展，既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可以凝聚民心，有利于新秩序的确立。

考虑到修建成渝铁路带来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党中央在财政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仍决心修建成渝铁路。1950年8月1日开始，从重庆向西铺轨，1952年6月13日到达终点站成都。经过10万多军民的努力苦战，新中国第一条由自己设计、自己建造、材料零件全部为国产的成渝铁路正式贯通。它的建成对于推动整个西南地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解放四川、稳定四川和建设四川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以党的建设为引领，为四川地区政权建立、社会安定、生产恢复、经济发展等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成功经验。邓小平高度重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针对当时党内出现的居功自傲、贪图享乐等不良倾向，他要求党员干部坚决执行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他主张“要对党内干部作反反复复的教育”，加强思想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努力化解党员干部精神懈怠的危险。在抓思想作风建设同时，邓小平丝毫没有放松党的组织建设。针对当时党员和基层党组织数量缺少的问题，他提出要主要通过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发展党员来增加党内的无产阶级比重，为党组织补充了大量新鲜血液。截至1952年，四川已发展党员55690人，党支部3128个。制度事关根本，关乎长远。邓小平十分重视党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定期向上级汇报工作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坚持与贯彻实行。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这是中共中央于1948年1月发出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规定的，是适应解放战争时期战争形势发展需要的。邓小平在大别山区的紧张战斗环境中严格执行这一指示，主政大西南期间，他不仅严格要求所属各级党组织认真执行定期汇报工作和请示报告的制度，自己也带头执行这种定期汇报工作情况的制度。同时，他针对四川解放后不久，一部分地、县党委在工作中存在的党委书记包办一切的作风情况，指出：“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高度重视四川在经略大西南中的战略地位，着眼于人民政权的创建、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党的建设等问题，为四川建设成为国家战略腹地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代新征程，四川要坚决扛起建设国家战略腹地这个重大使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全局，就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是推动治蜀兴川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作者分别系四川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乐山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室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