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的崛起，不仅加速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进程，还增强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平等性、均衡性，促进了全球治理体系不断适应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全球南方”崛起加速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南方”国家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份额中的占比不断增加，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和作用明显上升，而传统发达国家的影响则相对下降。2013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GDP总量首次超越发达国家，占世界56.4%。2023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占比已提升至58.8%。其中，金砖国家2022年GDP总额达到25.94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25.8%。按照平均购买力计算，金砖国家经济体量已经超过七国集团，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经济增长方面，2022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速达到4.1%，高于发达国家的2.6%。“全球南方”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86.1%，领土面积占世界70%以上，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相较于发达国家，它们的经济活力仍有激发空间，市场潜力巨大，其经济发展将进一步加速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发展状况，国际力量对比出现了“东升西降”和“南升北降”的发展态势。

（二）“全球南方”崛起促进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进程

伴随着经济的崛起，“全球南方”国家对改革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促使世界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全球南方”国际地位和影响的提升，成为多极世界格局的平衡手、多维世界格局的博弈者以及多元世界格局的指示器。这一影响是历史性和战略性的，可能改变大国兴衰的历史条件，使大国兴衰的历史进程超越西方世界的历史框架。一方面，多极化是历史发展大势，发达国家单方面垄断国际事务、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全球南方”国家通过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对国际和地区事务发挥重要影响、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等方式，有力促进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随着“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重视国际话语权，积极主动争取国际规则制定权，国际规则将逐渐符合多极化需求，改变发达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占垄断地位的局面。另一方面，“全球南方”的崛起改变了大国兴衰的历史条件，国际社会不再允许任何国家通过损人利己和掠夺他国的方式进行原始积累，实现一家独大。“全球南方”将在大国兴衰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不会再是任何一方的附属品，而会成为影响大国博弈和国际秩序变迁的重要力量。

（三）“全球南方”崛起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更为复杂严峻，全球治理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全球治理体系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越来越多，亟需进行改革以增强其有效性和公平性。全球治理还面临公共产品供给匮乏、国际协调合作受阻、全球治理观念共识不足、治理体系效能降低等问题。“全球南方”的崛起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开辟了道路。由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基础源自行为体的认知提升和利益满足，而发达国家长期主导全球治理进程，操纵全球治理规则和标准制定，“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参与度不高、理念得不到体现，治理结果不公平、治理效果不佳等情况时常出现，全球治理难以有效适应变化的国际环境。为此，“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坚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反对阵营对抗和排他性俱乐部，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增强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与话语权，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促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和均衡。特别是要推动将发展议程始终置于全球治理首要位置，促使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诉求，减少发展不平等、不公平现象，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

（四）“全球南方”崛起有助于丰富拓展全球治理公共产品

国际公共产品是指成本和收益超越一国范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越世代的公共产品，包括物品资源、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国际体制等。充足有效的国际公共产品必须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大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下降，甚至将国际公共产品私有化、武器化、工具化，进一步加重了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短缺。面对国际公共产品赤字的严峻形势，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纷纷承担国际责任，不断完善新型合作模式，为全球治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经贸财金、政治安全、人文交流三驾马车驱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实现跨越式发展，积极推动“全球南方”合作更加紧密，引领南南合作成为新样板。

（五）“全球南方”的地区治理实践为全球治理提供经验智慧

“全球南方”涵盖亚非拉广大国家和地区，其文化多样性也有助于丰富全球治理的思想和实践，通过分享经验、加强协调合作、推动落实新议程等方式凝聚治理共识，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新范式、新经验、新智慧。在处理地区事务时，成立了一系列区域性和跨区域国际合作机制，如东南亚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非洲联盟等。这些合作机制在地区治理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创造全球治理合作新机制提供了启示和参考，也促进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区域组织数量的激增、职能的拓展（既涵盖传统领域，也包括跨国议题），以及地区间主义的不断发展，这些都给新兴世界秩序带来了有益的多样性和领导力。”其中，东盟治理模式是南方国家自主实施地区治理的成功范例，它以“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强调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重视协商与关系治理以及坚持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治理路径”，提供了一个可以替代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范式。

（《国外理论动态》 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