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不仅面临着严峻复杂的生死考验，更是面临着能否贯彻党中央舆论宣传工作布局的战略调整、坚持抗战到底的重大政治考验。1943年，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兼《新华日报》董事会董事长的周恩来在红岩村向“两岩一馆”（红岩、曾家岩、新华日报馆）的党员干部作报告时就曾严肃指出，实行科学领导“正确地决定问题”，“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

在国统区的复杂斗争环境中，《新华日报》紧扣党中央整风精神，大力宣传调查研究，集中发表了一系列中央和地方党组织、抗日根据地领导人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文章，论述了调查研究的目的、态度、作风和方法，对新时代党员干部不断提高调查研究能力、有效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提供有益借鉴与启发。

一、调查研究要坚持紧扣发现和解决问题

调查研究必须“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大兴调查研究关键就在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1944年8月17日，《新华日报》刊登刘子久《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说道：“假若，我们对于自己所做的各种工作，无论是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都能以追根到底的精神，以调查、研究、分析、综合的方法，把它们钻研一番，我想，一定能够找出个‘所以’与‘窍眼’来。而这个‘所以’与‘窍眼’，就会成为我们工作开展的‘杠杠’与干部进步的‘酵母’。”

这说明在实际工作中，调查研究是贯穿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全过程。毛泽东同志曾把调查研究形象地比喻为“十月怀胎”，是指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孕育的，同时还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对此，宋平在1943年3月20日《新华日报》上撰文《习作合一》，其中谈到，“ 搜集材料原是很艰苦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有‘满腔热忱’和‘眼睛向下’的决心，还要把搜集材料当作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去进行，要一点一滴地去积累起来。在这里一方面要有耐心，同时要勤于收集，如果说学习上要‘挤’，要‘钻’，而对于材料却还需要善于‘抓’。用各种方法，经过一切可能的门路去找寻材料，遇到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就要抄写摘录，收集起来。就是这样，也许我们所搜集到的材料还未必充分，甚至大部是些表面的，用处不大的。但经过一番沙里淘金的工作——研究与总结，透过现象去找寻问题的内部关联，只要我们的方法不错，我们总能发现一点真理的。根据正确的结论指导工作，工作就会有进步。”

简而言之，宋平要求一方面深入实际，广泛地收集材料，全面了解和掌握客观真实的情况，为发现和解决问题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在获取材料的基础上通过“一番沙里淘金的工作——研究与总结”，对调查掌握的情况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二、调查研究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

在调查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华日报》上相关文章都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调查研究的指导关系。龙潜在1943年5月8日的《调查研究与习作合一》中讲到，“马克思的调查研究，不仅看到表面，而且深入到事物的深处，研究问题的具体性和多样性，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和相互的影响，这样，自然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他反复强调说“马克思的理论只给予革命运动的指导原理，而在原理的应用上，从局部来说，是必须根据各国的特殊的具体的情况而有所不同的。”因此，开展调查研究，立足于真正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中国的历史、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加以认真的研究，从而得出理论性的科学结论。

针对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关系，龙潜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员的工作态度：是要做到老，学到老，斗争到老的。但不能把习作各自分立看待，而是要把它合一起来的。要做、要学、要斗争，首先就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以无比的热情坚持，使工作与学习密切一致。”可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调查研究的过程，是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过程，也是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革命工作贯通起来的过程。

三、调查研究要坚持深入群众

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的过程。刘子久在《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中强调，“我们应当根据广大群众的斗争经验、觉悟程度、历史传统、文化水平、生活习惯等等具体情况，去制定我们的斗争纲领（工作要求与工作决定等）与选择我们的组织形式及工作方法，绝不能单凭在我们自己脑子里所想出来的斗争纲领与工作方法，拿到群众头上去硬套，或者拿了这样的主观主义的东西作为我们测量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积极性的尺度。这就好像我们应当照着脚去做鞋，而不能照着鞋去做脚是一样的道理。”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有理论方针政策以合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要做好调查研究，就要对人民群众怀有“满腔的热忱”，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来深入群众，要有“求知的渴望”谦虚地求教于群众，还要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和态度。

因此，在我们党的每项方针、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必须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倾听群众的意见，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很重要。若对群众情况“一问三不知”或“一知半解”，产生的必然是“三心二意”的服务而不是全心全意的服务。这也正如刘子如在文章中所告诫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正确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不仅在制定斗争纲领时要这样做，不然，你所制定的斗争纲领，就是‘无的放矢’。而且在选择工作方式时，也要这样做，否则你所选择的工作方式，也是‘张冠李戴’，保管会要碰钉子的。我们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常常是信心十足地乘兴而往，垂头丧气地败兴而归，有许多就是这个缘故！”

四、调查研究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调查研究是一个不断从实践中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唯书、不唯上，通过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才能获得正确的调查结果。

1942年10月24日，《新华日报》刊登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陆定一的《什么叫做“从实际出发”》一文，谈到，“无论实际的情况如何纷歧复杂，只要仔细地调查研究，都可以了解，至少可以求得最为近似的了解，定出政策来，才不至于错误。只有放下臭架子去了解实际情况，才能真正掌握政策。这样才能深刻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的真义，才能有意识地去做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没有这个觉悟，即便做些调查研究也会是偶然的，不周密的，无系统的。”

这就是强调调查研究一定要深入，反对走马观花、不求深入的调查研究，反对“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的调查研究，因为“事情固有的规律，它的发现，必须经过系统的周密调查和经过马列主义方法的研究。马马虎虎地调查研究，是不能发现事物固有规律的。”

《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则在《群众》周刊1942年第7卷第9期发表《医治“急性病”》一文，认为导致走马观花、不求深入地调查研究的其中一种问题就是“急性病”，认为“这种人常常不习惯于细心去了解情况，分析事情的内容，而急性地停留在一些表面现象，作出笼统武断不切实际的计划，同时也不耐心冷静地想出缜密的办法，而只高兴作空洞的号召和鼓噪。”而“医治急性病最有效验的一帖药，就是养成工作中调查研究的作风。无论对环境、对问题、对事或对人，都能牢记四字口诀——了解清楚。”

怎样才算深入实际，了解清楚呢，《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在1943年1月23 日的《新华日报》刊文《“无处不到”“通晓一切”——整风学习笔记》，提到：“不能把调查研究放在或停留在只是知道人和事物，而要做到熟悉人和事物。仅仅知道，说明你见到了某些人和事物存在和现象。做到熟悉，就是你不仅见到存在和现象，还认识了人和事物的全部情形，明白了他们的实质、历史、根源，现在的情况、内在的矛盾、今后的发展等等。熟悉了这些，才算得调查研究的功夫已经有了收获，有了成绩。”

五、调查研究要坚持辩证的矛盾分析方法

坚持辩证的矛盾分析方法是我们进行调查研究的有效工作方法。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调查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的客观要求。1943年7月10日，《新华日报》刊登宋平《谈具体指导》一文，其中论述到，要想做好领导工作要兼顾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怎样才能实行具体领导？要做到具体领导，就要对工作情况有实事求是的了解与必要的工作经验和办法。所谓对工作情况的了解，并不是对工作情况的各种极其细节的地方都要有完全的了解，这是往往不可能的和不十分必要的，一般地说，我们只要对执行工作任务起决定作用的，一切主要的和次要的条件有全部的了解就够了。”

换言之，要做好领导工作必须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这就要求坚持矛盾分析法，具体分析事物的矛盾特殊性，认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析矛盾的斗争形式，从而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

在调查研究中，坚持辩证的矛盾分析方法，才能更好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特殊和一般的关系，系统谋划、总体统筹、分工协作、共享成果，避免由于单一孤立地看问题而陷入顾此失彼、进退失据、“捡了芝麻丢西瓜”等困境。

（作者系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重庆市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