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技术与制度关系，是基于信息技术代表着效率与技术理性，制度建设代表着价值理性，二者缺一不可。一定程度上，信息技术与治理策略二者在数字政府这一新形态、新模式中达成力量均衡，核心是其在“纯技术”与“政治”中间寻得自恰，关注效率也兼顾公共价值的实现，保障数字政府价值秉承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保持动态平衡。

“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经典论述

经典“技术决定论”“社会建构论”为探讨数字政府语境中技术与制度关系提供基础。技术哲学、技术社会学分别在各自学科研究旨趣中形成了有关技术、制度与社会关系的经典解释，为在数字化背景下探讨信息技术与制度的关系提供了基础与思路。

20世纪20—30年代技术决定论出现。对于技术决定论基本含义的解释包括：“社会历史的规律由技术去解释决定因素”（科恩）；“技术引导社会变化”（钱德勒）；“技术控制社会，技术发展决定社会变迁，技术力量决定社会和文化种种变化，技术决定历史，技术的逻辑、规律来自技术”。

社会建构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思想雏形是建构主义，学者们认为就社会建构论的理论影响而言，更是一种方法论。其核心思想形成与知识社会学有关，强调人类现实的社会创生性质。

在信息社会，讨论技术决定与社会建构意义重大，特别是形成了技术决定论的乐观与悲观两面性。技术乐观主义以贝尔、托夫勒为主要代表，强调现代技术对社会制度的维系与发展的积极作用，寄希望于新技术革命能解决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矛盾。技术悲观主义则强调技术的副作用，认为技术对于人类的统治是不可抗拒的。

芳汀“技术执行框架”构建技术与制度协同关系

在公共管理领域，学者们认为以技术驱动政府改革、以政府改革为数字治理创造条件，是一个关于技术与治理之间良性互动的理想状态。技术驱动如果没有实现与治理理念深度融合，数字政府的治理将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在信息技术参与公共治理领域中，普遍形成社会制度建构技术的认知。

简·E·芳汀的技术执行框架，旨在解决信息社会政府治理技术与制度如何有效互动以达成技术与行政协同，为虚拟政府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思路、搭建了基础。芳汀认为传统的制度理论尚未回答技术如何与治理相融合，信息处理与传播以怎样的机制影响着制度等问题。除了各类客观的硬件及软件信息技术外，芳汀的技术执行框架创造性地提出了“被执行的技术”，认为该技术包括用户对技术的理解以及技术在特殊情境中的设计和使用。组织安排与制度安排是客观的信息技术和被执行技术的中介因素，既促进信息技术得以执行、反过来信息技术也能够改造组织和制度。“被执行的技术”与社会建构论所理解的技术是“不自主的技术”“被社会建构的技术”有异曲同工之意。

以满足公众需求作为均衡技术与制度关系的核心

信息技术与政策制度在数字政府场域中缺一不可，信息技术代表效率与技术理性，在参与政府治理过程中需要有明确的嵌入边界，以减少“技术奴役”“技术决定”“唯技术论”等应用弊病。政策制度是经公共政策程序而生成的产物，是价值偏好、利益诉求、政策团体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主张公平公正与价值理性。一方面，政策制度天然地具有规制信息技术嵌入政府治理边界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在数字政府这一场域中二者需要彼此均衡力量以达成平衡。

制度设计所秉承的以实现公共价值为核心的价值理性，和信息技术作为工具手段所具有的技术理性，二者在数字政府建设运营中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二者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价值博弈含义，即工具技术理性的过度发挥，固化政府数字化转型思维，“僵尸系统”“唯技术论”“信息烟囱”等阻碍了现代信息技术作为辅助性工具手段提升治理效能。抑或工具技术理性“过度”谨慎使用，间接导致地方数字政府建设进程缓慢、数字化政务服务创新活力不足等。在这个过程中，工具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需要达成一定的平衡，在无法通过确定数据明确二者占比均衡的情况下，以“以人为本、满足社会公众需求”作为工具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二者实现均衡关系的核心体现，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和必要性。

数字政府致力于提高社会数字包容性，确保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人，可以使用新技术来增进福祉；应该以人为本、以人们的需求为中心。就价值主张来说，数字政府更加注重回应和满足人的需求。相应的，将注重满足人的需求作为数字政府建设中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保持动态均衡的载体或衡量指标，这一指标兼具可操作、可衡量的效率特性，又具有体现公共价值诉求的价值特性，既符合数字政府作为治理现代化驱动力的要求，又展现数字政府建设中技术与制度寻求一个载体以确保二者保持动态平衡。

以人为本、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已成为当前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核心诉求，为达成这一目标，不仅要有信息技术搭建服务平台或系统以提供更加便捷的公共服务，也要有制度设计充分尊重政府管理与社会需求双重诉求形成“善治”的指导策略。因此，信息技术与制度设计在数字政府语境下达成平衡的衡量策略，即“以人为本、满足社会公众需求”不仅仅体现在价值原则上，还落实在政府治理实践中系列可被评价和衡量的确切性指标。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