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对自己一生奋斗历程的总结。长征时期，陈云同志临危受命从雅安逆向出川。系统梳理和回顾陈云出川当年的相关历史贡献，对于深化长征史研究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从一个侧面再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辉煌，教益良多。

1935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同志，从雅安市的宝兴县灵关镇离开中央红军长征的队伍，去完成党中央委托的特殊任务。派遣陈云出川，是党中央泸定桥会议的决定。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雅安石棉安顺场强渡大渡河随后又夺取泸定桥，使中央红军顺利渡过天险大渡河后，摆脱了敌人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夺取泸定桥以后，党中央在泸定城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人。会议分析了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的形势，决定了两件事:一是中央红军将选择沿雪山草地一线，走人烟稀少的地区，避免更大的损失，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然后北上。二是派陈云去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并设法重建与共产国际联系，准备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红军近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况，这反映了中共中央的高瞻远瞩。

中央红军行进至宝兴县即将翻越夹金山的前夕，决定实施泸定桥会议决议。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同志执行去白区的任务。当时，挑选了在今宝兴县灵关小学任校长的地下党员席懋昭和从冕宁随军长征而来的地下党员陈梁二人随行护送陈云。因两人均是川籍党员，熟悉路径和人事关系，又是本地口音，便于掩护。一行三人化装成商人，经邛崃、新津等地去成都，在四川地下党人的协助下，陈云同志从重庆乘船顺利到达上海。

一、陈云为什么出川？

1935年6月，蒋介石坐镇成都，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剿”，是什么任务，有必要让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冒险出川？

（一）白区党组织遭到大破坏。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既有其成熟的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 又得到共产国际的大力帮助。因此，中共一大就作出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自中共二大确立与共产国际的组织隶属关系后，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更迭和重大的决策都要听取甚至完全秉承共产国际的意见。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派米夫为代表的直接参与下，中共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陈绍禹）等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理论。在白区的工作中，他们重新提出“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目标，组织赤色工会，无条件地举行全行业总罢工，发动兵变。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组织群众示威，举行飞行集会。特别是对待中间力量，采取打击的方针，实行关门主义的政策，使自己越来越孤立。

“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的推行，使党在白区的地下组织暴露在敌人面前，党在白区进行活动更加困难，以致党的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四中全会后不久，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以致临时中央机关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时，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中央局，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领导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白区）地下党的斗争。但由于仍执行“左”倾冒险主义，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本身遭到六次大的破坏。到了1935年2月，上海局及其在上海的下属机关几乎被国民党特务全部破坏。

1935年7月以后，中央领导白区工作的上海局已不复存在，而在全国各地白区的党组织，除个别地方以外，绝大多数均遭到严重破坏。陈云同志承担的艰巨任务之一，就是去恢复被破坏了的白区党组织。

（二）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中断。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一直是通过中央在上海设立的秘密电台和莫斯科进行联系的。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局遭到敌特破坏，管理电台的负责人和译报员同时被捕，敌人搜去了两部电台和一批电讯器材。从此，中共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直到1936年6月，中共中央随一方面军长征至陕北瓦窑堡时，电讯联系才得以恢复。中断时间达一年零八个月之久。

中央既无法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以及党内斗争情况（包括遵义会议的重要决定）；共产国际也无法对中共作出任何指示。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就是陈云同志承担的第二项重要任务。

二、为什么派陈云出川？

长征途中由于中央处于被隔绝状态，派人到上海建立与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联系十分必要，红军进入四川省天全县时，已彻底摆脱蒋介石重兵的围堵，此时这一任务显得尤为迫切，而陈云上海特科的工作经历、自身过硬素质等因素使得他成了完成这一使命的适合人选。

（一）陈云是党在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坚定支持者。以往学界的研究，充分肯定了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等在遵义会议前后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的态度也是十分关键的。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明确地把陈云和张闻天、王稼祥并列为毛泽东的坚决拥护者。1941年10月22日，陈云在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回顾这一时期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他在1940年7月10日的自传中写道：“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因此，他在遵义会议上坚决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遵义会议后，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并努力将其转化为红军长征胜利的成果，成为陈云更加自觉的积极行动。

（二）陈云是推动长征胜利的“政治局代表”。陈云在长征期间的职责不断变换。在长征开始前，身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和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的陈云，又被指定为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转兵贵州后，陈云改任军委纵队的政委，遵义会议后又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与此同时，陈云还承担了一项又一项临时指派的艰巨任务。首次占领遵义城后，他奉命担任警备司令部的政委；抢渡金沙江时，他出任渡河指挥部政委；穿越彝族区时，他一度接替拟到雅安冕宁地区开展地方工作的李维汉，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当时在地方工作部工作的刘英后来回忆，长征期间中央对陈云没有明确固定的分工，他是个机动干部。他由于能力强，善于指挥协调，深得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任，也深受部队指战员的信服，所以，哪里需要，就派他到哪里，“就像政治局的一个代表”。因此，陈云既是政治局常委，也熟悉红军方方面面的工作。让这样一个干部向共产国际汇报，无疑更有说服力。

三、陈云出川的历史功绩

回望历史，陈云出川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促进了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以前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印象不好，是游击主义、富农路线。陈云在汇报中详尽分析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并多次列举事实佐证毛泽东的领导能力，明确指出是“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共产国际在听取陈云的汇报后，彻底转变了对毛泽东的态度。一段时间，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同志的宣传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35年底到1936年初这段时间里，苏共《真理报》和《共产国际》等刊物，不断直接发表专文介绍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这些文章称毛泽东为“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是中共党内“最早认识到陈独秀投降主义政策必败，公开揭露其错误立场的人”；“是最早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的，且具有非凡才能、钢铁意志、布尔塞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十分出色地贯彻了党和共产国际的各种决议”；具有“丰富的军事和政治经验”，“在党、红军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等等。这些文章都是把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来颂扬的。而且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还特别提醒即将回国的王明，指出他“不熟悉国内情况和国内同志，所以不适宜当总书记。”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使后来张国焘的分裂争权难以得逞。1938年9月召开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毛泽东在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从组织确定下来。因此，陈云的汇报对毛泽东党内领导地位的巩固和最终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帮助中共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陈云在汇报的时候是带着巨大的政治勇气的。“左”倾中央是共产国际一手扶上来的。陈云在会上直言：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共产国际听取陈云同志的报告后，根据国际“七大”制定的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殖民地国家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精神，共产国际授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集体讨论（陈云同志参加了讨论），经共产国际批准制定了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宣言”提出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原则。11月，共产国际派参加过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中国代表林育英（张浩）回国到达陕北，向中共传达“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中共立即于12月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结合中国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实际，创造性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为中共领导全国人民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理论基础。历史上有名的瓦窑堡会议是继遵义会议解决军事路线之后，又解决了全党迫切要求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彻底纠正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陈云的汇报对“左”倾中央的批判，实际上否定了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他在汇报中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成长成熟起来了。这对我党坚持独立自主，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第一次较为完整系统地向世界介绍长征。陈云出川抵达上海后，就开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他以“廉臣”为笔名，向世人第一次生动细致地描述了中央红军长征历程。《随军西行见闻录》在莫斯科完成并出版，与此同时，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汇报被整理成题为《英勇的西征》的文章发表。《随军西行见闻录》《英勇的西征》以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提纲一起成为最早介绍中央红军长征和中共领袖毛泽东等人的重要著作，对广泛宣传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及其英勇的长征，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鼓励全国进步青年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种动力，也是后人研究长征和遵义会议历史的难得的珍贵材料。这对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被世界传颂、长征精神成为人类共有精神财富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陈云同志奉命出川，取得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后，在促进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一次较为完整系统地向世界介绍长征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作用，陈云同志功不可没。泸定桥会议，中央派陈云出川的决定，堪称长征中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大决策。

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催生出伟大的英雄史诗！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造就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胆略和崇高精神！陈云出川，争取了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决定的认可，体现了陈云同志对党的忠诚和大无畏的担当精神，成就了陈云同志成为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

陈云出川，不负使命！

[作者系雅安市委党校（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雅安夹金山分院）副校（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