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一直是长征路上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战略转移目标的选择，既是长征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把握战略转移主动权的枢纽。长征初期，红军根据党中央的总方针，把“北上抗日”作为自己的政治旗帜。各路主力红军，正是高举“北上抗日”这面旗帜，历经艰难险阻，取得了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

一、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口号的提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激化。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站在全民族利益的高度，率先举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旗帜，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并作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2年春，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苏区党的中心任务：应使用一切力量开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瓜分中国，压迫中国革命与武装进攻苏联的行为，来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与统一。”中央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已经把“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和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作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基本方针。1933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希望停止内战，举国抗日的诚意。5月28日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中，第一次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表达了要抗日救国、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的诚意。1934年7月7日，临时中央政府派出了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作为先遣队北上抗日，并于7月15日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这既是红军准备长征的序曲，又表明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实际行动。

因此，红军北上抗日口号的提出与派遣“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说明早在长征以前，北上抗日已经成为党的政治、军事基本方针和基本口号，已经变成深入军心、鼓舞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的行动口号。而北上抗日作为中共的既定政治军事基本方针，在长征开始后也始终是各路红军追求实现的战略目标，是鼓舞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的政治追求和精神动力。

二、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方针的实施

长征开始以后，解决自身生存危机成为核心关切。客观上讲，从中央苏区直接北上抗日也缺乏条件。因此，长征开始时，并没有把北上抗日的基本方针确定为战略转移的行动方针，中央红军主力也没有跟随“先遣队”向东北方向走直线。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再次建议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川黔的遵义地区挺进，建立新的根据地。“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这一正确建议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这个决议的通过，说明中央政治局开始了战略方针的转变，中央红军开始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从而根本上改变了红军自突围以来的被动局面，同时，也为红军后来走出困境，不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当时变化了的情况，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进入四川以后，中央红军跳出了敌人包围圈。

然而，应该看到，在长征的过程中，党中央一有机会，就努力践行北上抗日的主张。1935年6月15日，懋功会师后，党和红军向何处去成了首要问题。此时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已走向新的高潮，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的前线，陕甘地区紧挨华北。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是，此时在党内和军内则发生了进军路线的争论，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不同意北上，提出了与之相反的南下方针。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两河口会议改建立云贵川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作出了北上的战略决定。但是，此时的张国焘拒不执行军委计划，对战略计划故意拖延，并乘机向党要权。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形势和任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单独北上。1935年9月22日，他们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发现的一张报纸上获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中央提出到陕北去。同时，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27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研究，作出了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的决定，改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由此可见，党中央在长征中始终坚持北上战略方针，一有机会即想尽一切办法，贯彻北上抗日主张。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长征的胜利使红军主力转移到西北并开赴到了抗日的前沿阵地，为实现全民族抗战提供了宝贵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方针的影响

坚持和践行北上抗日战略目标，影响深远。首先，北上抗日鼓舞了党和红军，增强了长征胜利的信心。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战略转移目标的选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使他们在艰难困苦中看到党、军队和民族、国家的希望所在。在长征途中，尽管遭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红军指战员始终不忘肩负的抗日救国的民族重任，北上抗日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他们沿途对群众进行北上抗日的广泛宣传，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了红军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坚强力量。

其次，红军长征始终高举着北上抗日的伟大旗帜，与当时不抵抗的国民党蒋介石形成鲜明的对照，既顺应了历史潮流，又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党和红军始终强调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客观上孤立和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有助于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长征中还积极对地方实力派和开明绅士宣传北上抗日的目标，减少了他们的敌视与仇恨。由此可见，北上抗日战略转移目标的确定，使党和红军处于更有利的战略地位，对党中央高举起全民族抗日的旗帜，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力量，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后，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方针的制定和成功实现，使红军主力转移到接近华北抗日前线的西北，扩大和巩固了根据地，增强了北方的抗日力量。当时，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北方，日本侵略的重点也在北方。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使党的力量从南方根据地逐步转移到抗日前进阵地。这对于西北三位一体的形成，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国政治的主题由国共对抗转向全民族抗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乐山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