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更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邓小平身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善用调查研究判断处理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多领域问题、多阶段疑难。邓小平曾说：“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总结他的调查研究方法，对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走好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具有指导意义。

一、坚持身体力行、沉入一线使调查研究用之深

邓小平表示：“能不能深入下去，工作能不能落实，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不是以身作则，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一明确要求突出两方面重点：一是他主张调查研究要亲力亲为，不能假手于人；二是强调调查研究要深入实地、沉入一线。他深刻意识到：“不少机关的负责同志，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电文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很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和研究他们的经验，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泥坑。”在波谲云诡的世界变局下，脱离人民群众、缺乏调查研究的政策方针很难符合实际、很难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虽重现久违活力，但建设环境错综复杂、发展水平相形见绌等问题仍然突出。为尽快摸清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与不足，邓小平极其注重运用询问法、观察法、座谈法等直接的实地调研方法开展调研。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加强实地调查研究、避免以看报告为主要认识来源，对国家建设面临的真实情况要看清楚、问明白。为清晰研判国外发展局势，脚踏实地做决策，他更是以身作则，踏着急切的脚步走出国门，先后4次出访。邓小平亲眼见识到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差距，更加坚定了加强现代化建设的决心。

二、坚持聚焦问题、有的放矢使调查研究用之准

邓小平指出：“我想中央的领导同志，特别是书记处的同志，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允许用年把时间搞调查研究，把问题理一理，把主意拿好，然后再下手。”突出问题导向一直是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特质。发现问题是调查研究的一般目的，解决问题才是调查研究的根本目标。邓小平通过聚焦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发展短板，以实地观察、数据统计、会议座谈等调查方法实现对各地区、各领域建设限制的认识、梳理、归纳；以矛盾分析、系统分析、数量分析等研究方法辨析症结、提炼要点、揭示规律，为处理“老大难”问题开出“妙方”。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讲到：“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他认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因此，邓小平锁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主向，并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要将经济工作放在长期的工作重点上。也只有牵住经济发展的“牛鼻子”，才能制定出科学高效的战略规划，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三、坚持实事求是、揭示真貌使调查研究用之明

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对于调查研究，既要使调研对象的“全貌”一览无余，又要揭开面纱见其“真容”，始终立足实际“真正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一直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他坚持通过随机调研、实地考察等调研方法了解事物的真实情况，力图在调研实践中将对调研对象的被动认识转变为主动发现，以此避免出现“安排型”调研，或看到“规定性”动作，导致偏听、偏信。邓小平在探索现代化建设目标的调研过程中，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不放松，始终立足中国人口多的社会现状与底子薄的国力水平。1979年12月，邓小平回答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提问，提出了“小康之家”的深远概念。为验证人均达到1000美元的小康标准是否符合实际发展能力，邓小平亲自前往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调研。最终基于实地考察的确切结果，坚持在调整中稳步推进经济的工作理念，将1000美元的小康标准降为争取达到800美元，并在十二大报告中明确了：到20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他说：“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

四、坚持发展典型、引领全局使调查研究用之精

邓小平强调：“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社会实际纷繁复杂，想要厘清事物发展的根源脉络、找到创新提升的关键路径，就要善用由表及里、以点带面的典型调研，抢得先机、引领全局。高度关注对现代化建设特殊问题的重点研究、对典型经验的总结推广，是邓小平做调查研究的特色；也是他“摸着石头过河”，在调研实践中修正完善中国现代化建设方案的亮点。从巧妙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深远谋划设立经济特区，邓小平一直是挖掘典型、发展典型，创新现代化建设体制机制的“好把式”。1978年4月，他敏锐察觉到：发挥广东宝安、珠海等地区优势、将其划为出口基地，对借鉴港澳经验、发展对外贸易具有典型意义。邓小平提议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划出部分区域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3月“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由此打开了加强国际联系、推动现代化发展的窗口。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实地调研了深圳、珠海、厦门的发展情况后，总结到：设立经济特区“不是收，而是放”。他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坚持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同年5月，中央正式确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迈好了发挥沿海城市优势、加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在调查研究中洞悉事物发展逻辑、寻求社会真理是党的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不二法则。系统梳理、凝练总结邓小平用调查研究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路径的实践经验，为答好人民之卷，夯实新时代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基本功”提供了研习范本；对答好时代之卷，走实中国式现代化这条“强国路”“复兴路”意义深远。

（作者分别系四川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2022级硕士研究生，四川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