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向湘西进发。掌控红军指挥权的李德、博古，在战斗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强令部队与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重兵强打硬拼。在撤退时，又犯了右倾逃跑主义错误，决策迟缓，行动拖延，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特别是血战湘江，虽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却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此时，蒋介石已掌握红军准备同贺龙、萧克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行动计划，在湘西的芷江、靖县、城步一线调集20多万兵力，构筑工事、严密布防，摆下三面合围的阵势，同时命令国民党桂系部队6万多人从红军背后紧追，逼迫长征队伍自投罗网。

在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934年12月1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长征的行进路线。会上，毛泽东审时度势地分析了面临的严峻局势，提议不能北上湘西，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避开国民党的合围。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的赞同，决定红军西进贵州、攻占黎平、休整部队。

黎平大捷

黎平，地处湘、桂、黔交界，是湘南进入贵州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国民党黔军第4旅第7团团长毕骏率千余人驻守黎平，他们在距县城5里的五里桥一带挖出深2米、宽3米、长数百米的堑壕，并与一座蓄水坝联通，可随时提闸放水。桥头筑有10几座坚固的碉堡，并在通往城内的小路上，密密麻麻地挖陷阱、埋毒竹签、架铁丝网等，给红军攻城设下重重障碍。

“通道转兵”刚刚结束，“中革军委”即以“万万火急”电令各军团迅速向黎平进发。同时命令红二师六团团长朱水秋、红一师三团团长黄永胜各率部向黎平外围的十万坪、猫耳塘、潭溪等地发起攻击，驻黎平外围的黔军、民团都是“扛步枪、掖烟（鸦片）枪”的“双枪兵”，战斗力极差，面对来势勇猛的红军，他们纷纷丢弃阵地，向五里桥溃逃。当年参加黎平外围战斗的老红军回忆说：“向黎平进攻，许多守敌不战自退，十万坪、猫耳塘的民团见前方下来溃兵，也得了逃跑传染病似的，慌忙退往五里桥。”

五里桥，是一座高6米多、长20余米的石桥，桥面仅可容一人一马通过，桥下水流湍急、两岸石壁陡峭，地势险要。1934年12月14日清晨，朱水秋率红军刚刚到达五里桥区域，就被守敌发现，他们立即提闸放水，又深又宽的堑壕瞬间变成汹涌的河流，阻住了红军的去路。

朱水秋命令用长竹竿捆扎竹排，架在堑壕上爬过去。一连连长王剑飞发现一处山坳拐弯的地方比较隐蔽，就带领几名战士把竹排搭在堑壕上，刚刚爬过去，敌人架在高处的两挺机枪就疯狂扫射，密集的子弹打得人抬不起头。

朱水秋调来全团仅有的两门迫击炮，炮手调准射程猛轰，红军趁机爬过堑壕，采取正面主攻、侧翼抄袭的战术发起攻击。这时，敌人的碉堡群同时射击，强大的火力、密布的陷阱、毒竹签、铁丝网，使红军的进攻受阻。

由于敌堡大多建在山岩下，用迫击炮很难摧毁。朱水秋命令用炸药包炸毁敌堡，但连续冲上几组爆破手都没有成功……正在攻、守处于胶着状态时，敌人背后突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大作。原来，是红三师7团团长洪玉良率领先头部队，从侧翼突破五里桥防线，从敌军背后发起攻击。

朱水秋抓住战机，命令吹起冲锋号，英勇的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敌阵，“双枪兵”们撑不住前后夹击，纷纷丢下武器、举手投降。毕骏见大势已去，慌忙带领几个亲信，爬上马背逃之夭夭。

此时，从东南方向进攻黎平县城的红一师三团，也在羊角岩一带全歼1个营的守敌，为红军主力入黔扫清了障碍。上午10时许，朱水秋率部开进黎平，是红军入黔后占领的第一座县城。

黎平大捷，充分体现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对敌情分析、判断的正确性，为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赢得了开端，给思想动摇、悲观失望的将士带来了希望，为前途迷茫的征程点燃了光明。

黎平整编

红军长征出发时，全军由2个纵队和5个军团组成，分别是：军委机关第一纵队、后勤部门第二纵队，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

受“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指挥，面对国民党重兵封锁、围剿，红军强攻死守，损失惨重，部队在黎平集结时，不但许多营、连已伤亡殆尽，一些师、团也只剩几百人、几十个人。另外，苏区的许多政府人员也都随军长征，并携带了大量物资，造成部队行动缓慢，负担沉重。

1934年12月13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的决定及其办法》和《关于取消第二纵队，合编第一、第二纵队的命令》，开启了整合建制、精编减负的序幕。

红军驻守黎平的9天时间里，对全军建制进行了合编重组：机关纵队和后勤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下设总政治部、总卫生部、总供给部等，对政府机构人员根据各人特长、意愿和组织决定，分配到“军委纵队”各部下属单位或充实到一线部队。将原来的5个军团12个师36个团，重组为4个军团7个师23个团，从整体上精炼了建制、减少了指挥层次，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凝聚力、战斗力得到加强。

红军长征初始，有担架队、收容队、骡马队、挑夫队等运输人员8000余名，3000多副担子。整编后，缩减为1600人，抛掉了大批非军用物品，担子减少到500多副，而且每担不超40斤，3人轮挑一副，以保证体力和安全。武器弹药、粮食药品、储备物资等分解到相关部队、部门各自携带，同时为中央财政部、银行轻装减载，毁弃印钞机、铸币机和纸币原料等。

“黎平整编”还组建起“干部休养连”，全连共300多人，设有警卫排、勤务排、医疗队等。全连编为5个班，第1班为老干部班，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等。第2班为伤病班，有陈伯钧、张宗逊、钟赤兵、李寿轩等。第3班是女红军班，共31人，有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李坚真、钱希均、王泉媛、危秀英等。她们有的协助军委机关工作，有的负责医疗救护，有的管理担架队、民工队，还要承担组织群众打土豪、分浮财，筹粮集款、宣传鼓动等任务。第4班是机要班，主要收治、护理担负机要、电讯任务的伤、病同志，因为他们掌握重要机密，必须防止因伤病掉队、发生意外而泄密。第5班是流动班，主要收治轻伤、病的师、团以上干部，他们经短期医治痊愈后，就返回部队。

在险境重重的长征路上，“休养连”为红军将士提供了医护救治、后勤保障、物资供给等，让一批伤、病人员得到及时医治和照顾，协助他们战胜艰难困苦，胜利到达陕北，为中国革命再作新贡献。

黎平补给

黎平自明、清时代开始设卫立府、开埠通商，县城建有两湖、江西、福建等会馆，各地商人纷纷来此谈买卖、做交易、开店铺，城内粮食、物资储备丰富、经贸繁荣。

红军长征出发2个多月时间，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武器弹药、军用物资大量消耗，急需补充。部队进入贵州后，在黎平外围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在后来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1934年12月由湖南转入贵州后，赤（红）军连战皆捷，力克黎平……大部枪弹多被赤（红）军缴去，赤（红）军武器弹药因此得以补充。”

红军进入黎平后，又收缴了敌军守城部队、反动民团溃逃后留下的战备物资、军需仓库，武器装备得到进一步补给、更新。同时，红军还组成多个工作队，深入到民众中间，宣讲党的政策、传播革命道理，发动、组织贫苦百姓打土豪、分浮财，没收反动政府和地主豪绅的粮食、物资，救济百姓，补给部队。

1934年12月16日上午，红一军团在黎平城关荷花塘（今黎平县德凤镇小学）召开群众大会，会场主席台前，堆着大量打土豪收缴的粮食布匹、服装被褥、银元首饰等。大会公开斗争、审理了20多个土豪劣绅、官僚地痞，根据群众的血泪控诉和强烈要求，处决了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官绅恶霸，饱受压榨的穷苦百姓扬眉吐气、人心大快。

长征途中出版的《红星报》第7期2版报道了黎平城群众大会，分发浮财的盛况：“到会民众达三四百之多，经过演说与分发衣物之后，大家的情绪更为热烈，影响甚大……这次大会事先派出了工作人员分头宣传，所以到会民众甚为踊跃。会前集中了大批谷子、衣服、棉絮、木器以及其他用品，凡是百姓用得着的都尽量地集中来分发，分发时也很有秩序。”

红军进入黎平城后，立即组成宣传队，敲锣打鼓、走街串巷宣讲：红军保护商人利益，公买公卖，请大家放心开张，照常营业。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说：“红一方面军在黔东南黎平城时，将所有的布匹购买一空……部队都穿上了新军装。”开国少将谢良在《铁流后卫》一书记载：“黎平的市面很热闹，街道上人来人往，各式各样的店铺也很多，同志们买到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都很细心的保存起来。”

红军领导穷人翻身，为民众谋利益，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他们自发地为红军做军衣、缝被褥、打草鞋。敌军逃离县城前，破坏了所有的碾坊，磨米成了问题。各家各户就利用碓杵、石磨不分昼夜地为红军加工稻米。官兵们也就地取材，用石块、砖头、木板等工具搓稻谷，几天时间，各部队补给的数十万斤稻谷都搓成了大米，红军的粮食有了充足储备。

红军在黎平期间，还大力开展“扩红”（扩充红军）宣传，号召进步青年为推翻反动封建统治、为贫苦百姓翻身解放扛起枪、打天下。几天时间里，有数百名青年报名参军，为部队补充了新生力量。红一师政委肖锋在《长征日记》中写道：“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这两天，全团‘扩红’七十名。有许多苗胞参军，他们熟悉环境，熟悉道路，使我们行军、宿营、生活都更方便了。”“十二月十九日，在黔边行动，扩招了些贵州籍的战士，否则我们地形不熟，无法行军。”

黎平会议

红军虽获取攻占黎平的胜利，部队得到休整、补给，但长征以来，与强敌硬拼，接连受挫，牺牲、负伤和非战斗减员激增，面对此种局面，悲观迷茫的情绪在官兵中日益蔓延。

1934年12月11日，陈云在打给“中革军委”的电报中说：“八军团现状极严重……从师到团、营许多干部，对部队及前途已失去信心。”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在“长征日记”中写道：“渡（湘）江后，部队落伍的有增无减，整排、整班甚至整连落伍的均有……是由于部分战士甚至少数干部失去了信心。”

“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了“转兵”的会议，虽暂时扭转了危局，但只是调整了进军方向，并未解决实质的战略问题，尤其没有改变进军湘西的“左”倾错误路线，红军的前途命运、中国革命的未来，面临着严峻考验和生死抉择。

1934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城召开长征以来首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人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博古、李德、邓发、凯丰等，会议由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主持，主要讨论红军的前进方向和战略方针问题。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记载：“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研究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军事顾问李德坚持和敌人硬拼，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主张向黔北发展，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争论得很激烈，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议》，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央政治局发布黎平会议决议，对红军前进方向作战略性改变，决定不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拟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红军以遵义为目标，全力向贵州腹地前进，接到通知，我们当即表示坚决拥护中央这一正确决定。”

会议过后，“中革军委”立即发布了《关于创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对贯彻、执行“黎平会议决议”做出具体部署和要求，指出：“转移作战地区创立新苏区根据地”为主力红军的总方针，“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是当前的主要任务，要求“务使每个红色战士了解我们离开中央苏区的长途行军，是有一定的方向与目的地的，一定要以胜利的战斗，来（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全体红色战士，在党的正确决定与军委领导下，以百倍的勇气和信心，为实现在川黔边创造新苏区根据地而奋斗。”

“训令”还对“进行战斗动员，提高战斗情绪”“绝对执行命令，严格遵守纪律”“加紧地方工作，争取居民群众”“保障与给养、武器与资材”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做出具体规定。

黎平会议，终止了李德、博古顽固坚持的错误军事路线，从根本上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中央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开始赞同、支持、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奠定了基础，为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确立了成功起点。

（作者系辽宁省锦州市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