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党刊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以纸媒的方式向大众传播了党在不同时期的纲领、路线及方针政策。1931年12月，《红星》报创刊于“红都”瑞金。它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第一份中央级报纸，更是唯一参加过万里长征的中央级报刊。1933年7月， “油印博士”邓小平任《红星》报主编。为充分发挥我党我军英勇作战时，新闻宣传工作的信息传播与精神激励功能，邓小平对办好《红星》报倾注了大量心血，创造了一系列独具匠心、卓有成效的经验方法。

一、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原则，使《红星》报敢于“说真话”

“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邓小平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出的办报准则。其中“结合实际”位于首位，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生动表现。它既要求办报过程探究事实真相，联系实际；又要求报纸内容用事实说话，反映实际。在通信不畅、信息纷杂的革命年代，邓小平主编《红星》报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上任伊始，他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宣传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冒险向身处逆境的毛泽东约稿，并将其署名为“子任”的《吉安的占领》一文刊发于《红星》报醒目位置。文章系统总结了1930年10月，毛泽东果断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科学指挥红一方面军攻打赣西南重镇——吉安，并取得胜利的经验教训。这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进行了巧妙批判。在那样的特殊时期，毛泽东因受到严重排挤与打压，诙谐地说自己是“鬼都不上门”。但邓小平不顾个人前途安危，坚决支持以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指导反“围剿”斗争，并为其勇敢发声、积极宣传。由此既体现了他过人的胆识，也彰显了他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珍贵品质。

二、以开拓创新为兴报路径，使《红星》报善于“说新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领导风范”。邓小平主编《红星》报初期，便以灵活的应变思维、深厚的办报功底，对该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创新，从而缓解了《红星》报此前停刊的发展困境。在专栏增改方面，邓小平根据党和红军的实际需要，在保留原有的“社论”“要闻”“急电”“国际时事”等栏目基础上，先后开辟了“党的生活”“列宁室”“捷报”“红军家信”“卫生常识”“铁锤”等专栏和副刊。此举极大丰富并扩展了《红星》报在革命斗争中的应用价值。在内容创新方面，邓小平不仅注重及时刊登中央及军委的各项决议指示，报道各地区时政及战况信息，还注重应需增刊一些具有实用性、趣味性的知识内容，如：军事军械、日常防护、战场救援与山歌、曲艺、谜语等，以此增强了《红星》报的可读性，提升了其信息传播效益与文化教育效益。在版面编排方面，邓小平首先将《红星》报恢复为四开四版的铅印形式，并以第一期重新编号，开启了该报新起点；其次，他将插图、漫画的艺术新形式引入报刊编辑，使该报实现了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创新宣传。由此《红星》报发行量迅速增大，仅1933年就达到了17300份，前景一片向好。

三、以联系群众为根本要求，使《红星》报立于“说实话”

在密切联系群众过程中，获取办报的源头活水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根本工作要求。他主张，报道一面要摸清社会脉搏，使党和政府听到群众真实呼声；另一面要架好传播桥梁，将党和政府的声音送入寻常百姓家。邓小平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作为解决办报难题、提升报刊质量的秘密武器。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下，《红星》报编辑部长期只有两三个人。邓小平虽身兼数职、亲力亲为，但也无法有效缓解任务繁重、人手紧缺的办报困境。于是他另辟蹊径，向全党全军实行开门办报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采取专兼职相结合的聘用办法，顺利组织起了一支实力雄厚的通讯员队伍，人数高达500多人。其中既有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的各级领导干部，也有基层连队的普通战士。大多数通讯员一边与敌人浴血奋战，一边在休整时撰稿，这既保证了《红星》报的充足稿源，又满足了稿件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质量要求。此外，邓小平极其重视将党的理论宣传“深入到群众中去工作”。红军长征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形势错综复杂。为帮助指战员提高群众工作的本领，《红星》报多次刊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少数民族各地区开展工作的指示，指导红军战士利用好石刻标语、宣传口号等方式，向少数民族群众积极有效传达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由此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四、以弘扬典型为动力依托，使《红星》报勇于“说能话”

重视弘扬典型、以榜样的正向激励作为报刊依托的宣传动能，这体现了邓小平在危局中办报、兴报的智慧与艺术。他十分擅长挖掘红军对敌作战时、军队建设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与模范集体，并致力于扩大典型事例的宣传，以此达到传播正确经验、激发全军士气的目的。如1934年3月，《红星》报在显著位置刊发了红一军团某部指挥员彭加伦来自前线的撰稿——《三岬嶂上的英雄》，该文对红一军团一团在三岬嶂阵地战中，以其中一营之力击溃敌人一个师的精彩战况作了生动、详细的报道。为加强宣传影响力，邓小平还特意向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约稿，发表了题为《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下去》的社论。该期《红星》报一发到前线，便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奋勇作战的斗志。他们纷纷表示，要以红一军团一团为榜样，并学习其作战经验，不惧牺牲、誓死保卫红色政权。无独有偶，某部一连的党支部书记朱锡标同志，“当敌人冲过来距离四五十米时，跑到最前面扔手榴弹，掩护全营安全撤退，结果光荣牺牲”。《红星》报也曾对其英雄事迹、不朽精神进行了弘扬与号召。如此种种振奋人心的宣传报道，激励着红军热血战士为夺取革命胜利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革命年代，报刊的宣传声虽不似枪炮声那样震耳欲聋，但也能唱响一首首英勇壮歌。邓小平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头脑、科学的办报方法，使得《红星》报在艰难险阻中涅槃重生，不仅为《红星》报当好党和军队的“革命喇叭”、吹响必胜的号角奠定了现实基础，更揭开了全党全军宣传工作新篇章。新时代，党报党刊是不可替代的舆论宣传主阵地。系统总结、深入学习邓小平智慧办报的实践逻辑与方法，对提高党报党刊质量，增强其吸引力、引领力和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分别系四川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四川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2022级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