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多次谈判，中国共产党虽力求合作抗日，但由于国民党始终以合作为名，行收编之实，致使谈判没有实质性进展。卢沟桥事变后，面对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中共再次做出巨大让步，蒋介石也变收编为合作抗日，终于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此，两党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彰显了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最大公约数，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国共合作抗日，是挽救民族危亡，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关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停止。9月下旬至11月下旬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双方就陕甘宁边区问题、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等进行了多次会谈，始终不能达成一致，在十八集团军的驻地、指挥、联络、给养等方面存在巨大分歧。国共双方的谈判和政治角力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中，呈现合作与对抗并存的态势。国民党始终妄图收编、分化共产党和红军，甚至为了抑制共产党的发展，出现了像皖南事变如此严重的“反共”军事行动。但尽管如此，总的来说，国共合作抗日还是主流。

一、国共两党在两个战场上相互配合

由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各自发挥了对方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为抗战胜利提供重要保障。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多次召开军事会议，征求中共意见，另设立国防参议会，任命周恩来、林伯渠、秦邦宪及其他各党派社会名流23人为参议员，共谋抗战。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积极抗战，先后组织淞沪会战、太原会战等大规模会战，顽强阻击敌军，在战略上为敌后战场的创建和开辟创造了条件。中共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取得平型关大捷，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建立了十几块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有力地牵制日军向正面战场的进攻力量。徐州会战爆发后，八路军总部为配合徐州会战支援友军，连续发布作战命令，朱德、彭德怀电令八路军“向津浦线袭扰”，积极配合“津浦北段作战。”八路军各师不仅破击正太、平汉等线，攻占摧毁敌军据点、车站多处，而且建立了冀南抗日根据地。据统计，为配合徐州会战，八路军在华北进行400余次战斗，歼敌2万余人，缴获机枪百余挺，步枪3000支，毁敌汽车500余辆。台儿庄战役开始后，八路军多次对临枣间的铁路、公路展开破袭，攻克了庆云、乐陵等县城。在国共两军的密切配合下，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歼敌两万余人。时任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总结台儿庄战役胜利时也说：“目下敌军在中国境内各战场者，计共有50余万人，而参加台儿庄战役，不过五六万人，彼何以不抽掉他处兵力增援，此盖因我国自采用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小部，袭扰其后方……简言之，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1938年5月，毛泽东针对“速胜论”和“亡国论”思想，提出《论持久战》军事战略方针，得到蒋介石赞赏并通令全国。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对正面战场采取军事进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策略，集中力量围攻敌后根据地。国民党对抗日出现动摇，对内确立“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针，随后制造摩擦冲突，掀起两次“反共”高潮，妄图对日妥协。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共为了民族大义，坚持国共合作抗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三大政治口号”，号召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粉碎了两次“反共”高潮。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和艰苦的反“扫荡”斗争。蒋介石对抗日虽曾有所动摇，但仍然坚持了抗战，在敌后战场的配合下，贯彻“以空间换时间”战略。1943年秋战略反攻后，日本处境日益困难，疯狂地对根据地大扫荡，对正面战场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在正面战场陷于被动之际，中共中央确定作战方针为：“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自1944年初，连续发动攻势作战。1944年，仅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就作战4400余次，毙伤日伪军2.29万人，俘虏日伪军2.22万人，拔除敌人据点碉堡1600余个，解放人口758万。八路军在敌后的进攻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为国民党正面战场转入反攻准备了条件。数据显示，开始战略反攻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英勇抗击日军35万和90％以上的伪军，成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

二、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相互配合

一是两党事实上互相承认对方的地位。中共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地位，在边区建立“三三制”政权，施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国民党虽然始终未公开承认陕甘宁边区合法化，要求改为陕甘宁行政区，受地方和国民党中央节制，但实际上也变相承认了边区政府的地位。二是两党合作虽然没有共同的组织形式，但在抗战前提下，事实上各自保有对政权和军队的领导。共同事务则采取遇事协商，并于1937年12月，成立“两党委员会”，会议决定国共两党每五天会商一次，一度发挥重要作用。八路军也在陕、晋、南京、武汉等多地开设办事处。三是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实施政治民主。释放政治犯，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群众》一度在武汉、重庆公开发行，青运、农运、妇女运动、爱国华侨运动等此起彼伏。国民党政府召开国民参政会，便于各党派共同商谈抗战事宜，在一段时间内也发挥了显著作用。

三、国共两党在抗战文化上相互配合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广大青年和文艺工作者饱含热血，英勇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战救亡运动中。他们热情讴歌抗战，揭露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激发人民爱国斗志，坚定抗战必胜信心。大批爱国青年和艺术工作者奔赴延安，在艰苦环境中，创作大量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1939年4月，《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引起巨大反响，引领了时代最强音。国民政府设立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任命周恩来为副部长，郭沫若为厅长，集中大量文艺人才，大力开展文化抗战工作。国共两党还共同成立了上海文艺界救国协会等爱国救亡文艺团体。抗战文化成为激发中华民族爱国热忱、凝聚民心、增强斗志的强大精神动力。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取得的。日本帝国主义血腥残暴的侵略行径，不仅没有吓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反而激起全民族“醒狮怒吼”般的誓死抗争，抗日烽火燃遍神州大地。国共两党在国破家亡、山河喋血的民族危机下，捐弃前嫌，同仇敌忾，彰显了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公约数。团结带领全民族，谱写了一曲挽救民族危亡的壮丽诗篇。1945年8月15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形势推动和影响下，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持续14年的抗日战争、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终于以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而告终。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决议，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奏响了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壮歌。爱国主义是激励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在历史洪流中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动力，是驱动中华民族这艘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前行的强劲引擎，是引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迸发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壮丽旗帜！”“中华民族是一家”，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这段共同的历史创伤和奋起抗争的记忆，极大地强化了民族身份认同与爱国情感。无论中国人民身处何时何地，无论其持何种观念、信仰，对国家的热爱和认同是大家最广泛、最基本的共识，是永远能够团结全体中华儿女的一面旗帜。这是抗日战争胜利给予我们的重要历史启迪。

（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