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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长征路上(一)

□郭伟

四川长征干部学院的标志性建筑长征精神教育馆建成开馆。从2022年4月酝酿建馆起,我有幸参与几乎全过程。今年是红军长征进入四川90周年,又将迎来长征胜利90周年,不禁心生感慨:一个历史事件能够历久弥新、伟大且不朽,必然不仅是在历史进程中具有价值和意义,而且能够成为普遍认同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图腾。故此,几十年来我多次走上长征路。


第一次走长征路,是1985年8月。彼时,我刚刚收到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录取通知。为了增加去北京读书的底气,约上省委第二党校的李老师,走一段四川的红军长征路。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党的认知,往往是从长征开始的。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物质生活很匮乏。所以经常听到,“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嚼树皮。”朗朗上口的毛主席语录:“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是何等慷慨激昂,壮怀激烈!

我和李老师从成都坐火车到西昌,然后坐长途汽车到会理。会理给我留下了极好印象。蓝天白云,气候宜人,物产丰富,餐食可口。难怪当年红军在这里休整了5天。

从会理到红军巧渡金沙江的皎平渡,还有好几十公里。过了通安不久就是长下坡,金沙江把崇山峻岭切成深深的峡谷,一弯又一弯,摇晃颠簸,直到江边。当时我就想,莫说爬雪山了,这样的山路也很难走。

从皎平渡开始,我第一次走上长征路,以感受书本上读到的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当时,对于红军长征的线路尚不清晰,我们只是在重要点位上驻足,找党史办的同志座谈,查阅档案。西昌城里一个繁华路口建了一座彝海结盟雕像,而真正的彝海地处边远,不方便去,我们就在这里遥想结盟的情景。

这段路程,除会理附近以外,大都顺着安宁河行进。从皎平渡到安顺场500多公里,红军平均每天行进20多公里,其中到泸沽是川滇大道,宽阔平坦。后来读《红军长征记》和陈伯钧等人的《长征日记》,方知凉山是中央红军长征最轻松惬意的时段。

长征也是多光谱的,并非一个色调。我对凉山的感觉自然没有刚刚历经了千辛万苦的红军那样好,特别是苍蝇之多,令人烦恼。碰巧,李一氓的回忆谈到了苍蝇:“我们的宿营地,太阳一出来总有好几十万,比飞机还讨厌。苍蝇的包围是经常的,飞机只来袭击一下”。读到这里,我想,李一氓是如何估算出几十万只苍蝇的?目之所及,不过十来个平方米,说明苍蝇的确是很多。我走长征路的时候,距离当年红军整整50年。从环境卫生的角度上看,根本的改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长征。这是一个思考长征价值和意义的有意思的角度。

到强渡大渡河的安顺场,安顺场的河边,矗立着1983年5月25日落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邓小平题写的碑名。那时还没有纪念馆,也寻觅不见什么遗迹。

本来计划从泸定前往宝兴夹金山,殊不料二郎山大雨致道路塌方,交通阻断,我们被困在泸定。三天以后,党史办的同志告诉我们说,这次阻断的时间长,即使通车了,也很难马上乘到车。他建议我们去康定等车,那是州府,机会多些。于是,我们搭车反方向到了康定。

在康定等了两天,终于搭上一辆从巴塘开往成都的汽车。听坐在旁边的是一位在巴塘中学教书的老师说,巴塘也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巴塘海拔不高,物产丰富,红军在那里得到补给和休整。我后来知道,那是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

想起毛泽东在长征初期写的三首“十六字令·山”,何等的气势磅礴!但长征初期的那些山,与川西北高原相比,一定是相形见绌。中国革命与山似乎有不解之缘,毛泽东曾把闹革命比喻为“上山”。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军长征就是一幅幅“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悲壮图景。

第二次走长征路,是1987年的秋天。我硕士论文的题目是“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查田运动”。查田运动是为了打破敌人的五次“围剿”而发动,查田运动的开展和效果,是决定红军长征的重要因素。为了到江西和福建查资料,走了一段红军长征出发的路。

我从北京出发,回成都待了几天。成都没有火车直达南昌,要在重庆转车。重庆到南昌的火车要开30多个小时,没有买到卧铺票,只好挤硬座。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农民外出做点小生意。当他们听说我是一个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表现出极大的敬意,纷纷给我分享食物。晚上,他们熟练地在座位下铺上席子,让我先钻进去睡一会儿。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知识未必值钱,但真的得到尊重。

在南昌和赣州查阅资料后,到了红都瑞金。过去只知道长征是从瑞金开始的。当地党史办的同志说,毛泽东和中央机关1934年10月10日从瑞金出发前往于都。红军主力在于都完成集结后,17日开始渡过于都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18日渡河。因此,对整个中央红军而言,于都是长征的出发集结地。于是我们从瑞金到了于都,站在于都河边,遥想当年送别红军的情景。

离开于都往闽西,这实际上也是一段长征路,是在中央苏区东线作战的部队开始长征走的路。1934年8月,国民党东路军向中央苏区东大门——福建长汀松毛岭进犯,红一、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奉命迎击。9月初,因北线敌人进逼兴国,红一军团被调往兴国增援,留下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防守松毛岭阵地。

9月底,红九军团秘密撤出战斗,阵地交给红二十四师防守,红二十四师没有参加长征,留在了中央苏区。红九军团先在钟屋村短暂集结,后移至汀州城休整,在长汀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到红九军团担任中央代表。10月7日,朱德总司令电令红九军团秘密向西转移。红九军团经瑞金移至会昌,在左侧翼掩护大部队的行动。所以,福建长汀钟屋村也被作为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有“红军长征第一村”之称。

其实,1951年版的《毛泽东选集》注释是:“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明确长征的出发地是4个地方。的确,如果没有福建的长汀和宁化,就说不通长征途经的省份有福建。读历史,有时会被这些细节所困扰,但也很有趣。

返回上海时,碰巧乘坐“长征号”轮船。从20世纪70年代起,陆续建造了十多艘长征型沿海客货轮。后来逐渐了解,还有长征型载重卡车、长征型内燃机车、长征系列核潜艇、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等等。何以都以长征命名?说明长征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图腾,成为中国人深入骨髓的、高度认同的文化符号。

(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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