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已经被深深地打上红军长征的烙印，以至于像刀郎这样的演唱会，也要有《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和《十送红军》这样的歌曲，方才引来万人空巷和万人共鸣，而且似乎并不违和。

40年间，我主要利用暑假，多次走长征路，多数是走四川的长征路，广西、贵州、云南、甘肃等地也走。每走一次，都有新的收获和感悟。

泸州是红军入川第一站，红军长征在泸州，基本上就是四渡赤水。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为什么“得意”？就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出奇制胜。走了几次以后，萌生一个问题：为什么红军在赤水河两岸来来回回走了这么多天？通行说法是敌情变化导致战略方针变化所致。问题是后勤保障如何支持？换言之，“得意之笔”还需物质基础予以保证。我逐渐以为，奥秘就在于赤水河这条黄金水道。

红军四渡赤水时，二郎滩有德谦裕、德华隆、德祥盛、德祥裕、天益号、丰盛号等六大盐号。毛泽东二渡赤水时就曾入住太平渡的荣盛通盐号。正是赤水河沿岸的这些水码头，不仅为数万红军短时间渡河提供舟楫之便，而且提供了后勤物资补给。在太平镇，保留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旧居，红军总司令部，红一、三、五军团部，红军机要处、临时医院、苏维埃临时银行等旧址。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以后，目的是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所以只在会理有5天休整，其他时间都一路迅速北进。此一路，最艰巨的是天堑大渡河，能否成功强渡，前提是能否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说：“强渡大渡河是长征途中关系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如果当初红军渡河失败，就很可能遭到歼灭了。”长征历经千难万险，无数鏖战，毛泽东却称强渡大渡河为“关系最重大的一个事件”。我以为，这与石达开在大渡河覆灭有关。说明当时党和红军的领导人，都以石达开为前车之鉴，同时庆幸没有重蹈石达开覆辙。

走在大渡河边崎岖的山路上，我想，红军为何就笃定一定夺桥成功？读了聂荣臻的回忆录，才知道也作了两手准备。毛泽东到了安顺场以后，决定两岸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派刘伯承和聂荣臻带红一师和干部团过河，从东岸进取。聂荣臻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的意思我知道，万一会合不了，由伯承和我带着一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创造个局面。”由此可知，长征是存在许多变数的。或者，是许多偶然的集合。

过了大渡河的红军迅疾北进，在必经之路的荥经受到川军杨森部阻拦。杨森不愿意在与红军作战中受损，授意任旅长的侄儿杨汉忠给朱德送去信函，提出“互不侵犯”，朱德复函表示同意。与地方军阀暗通款曲，是长征中屡试不爽的办法。

这样，红军为避免与杨森部队接触，放弃攻占荥经县城，这就不能够沿荥经至雅安的大路北进天全和芦山，只能选择走泡桐岗这条密林遮天、沟壑纵横、没有路的路。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更难的是爬荒凉的泡桐岗，他们可以说是自己铺出一条路出来的，一路砍伐毛竹，在齐胸深的泥淖上铺出一条曲折的路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感到惊讶，不是说高寒缺氧的雪山更难爬吗？毛泽东为什么说泡桐岗“更难爬”？后来读《红军长征记》，里面有一篇长征“四老”之一的谢觉哉写的《泡桐岗的一夜》，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艰难跋涉泡桐岗的过程。

我去过3次泡桐岗，今天仍然没有路，我也没有勇气翻越，只是到泡桐岗两端的荥经县牛背山镇建政村和荥河镇和平村，伫立凝视良久。

红军长征面临的严酷恶劣自然环境，莫过于雪山草地。雪山大部分在四川，草地则都在四川。《红军长征记》中一篇署名曙霞的文章描写了红军大学随右路军过草地的情形:“举目荒凉。一片草野。四周矮山也不长一棵树。一路腐质土浸满了污水，没有草根的地方，脚踏下去直没过膝盖，马儿经过之处，埋没了四蹄，有时还陷下去拔不起来。我们的脚，从出发以来，都未曾干过。望着天空，总的经常呈现着灰黑色，看不到一个鸟儿飞过，也听不到一个虫儿叫声。”这些感受，是我们今天走草地的时候难以想象和体会的。

雪山我也去过好几座，特别是被称为“最大的雪山”党岭山和“海拔最高的雪山垭口”藏巴拉山，都在今甘孜州境内。党岭山是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后西进康北翻越的雪山，由于是冬天翻越，异常艰难，徐向前回忆说：“头天下午出发，在半山腰过夜，以便翌日上午通过党岭山。高原地带，爬山特别费劲。越往上走，越觉得头晕脑胀，四肢无力，气都喘不过来，只能一步一步地挪。夜间寒风呼号，大雪弥漫，气温达零下二三十度，指战员们的衣服冻成了冰筒，眉毛、胡子结满冰霜，有些同志被冻僵在雪地里。”今天党岭雪山垭口仍然没有通公路，路比较难走，但沿途景色绝美。所以，现在去走雪山草地，不在那个特定的时候和条件，是很难有当年红军那些体验和感受的。

在甘孜走长征路，我在想，红四方面军1936年2、3月进驻康北，6月底至7月初离开，留驻几个月。此间鲜有较大规模作战，他们都在做什么？应该说对于红四方面军这一段长征历程尚缺乏细致的描述。

张宗逊在回忆录中，谈到红军大学驻炉霍3个月期间，除了上课学习以外，很重要的事是找吃的。粮食不够，就组织大家挖野菜，“专门举办了采野菜的短训班”。还有“人人学习捻线，织毛衣、毛裤、毛袜，打草鞋，准备过冬。”并为迎接红二、六军团织毛衣、毛裤、毛袜。在炉霍期间，红军大学在五一节时举行了一次阅兵和体育运动会，今天炉霍还经常举行纪念活动。

陈伯钧在日记中记录了红四军驻扎瞻化（今新龙）的情况。红四军1936年4月5日进驻瞻化，在此等候迎接红六军团，一直到6月26日离开。

我走过好几次瞻化至新龙这条路，红军长征的遗迹同样难以寻觅。新龙上游不远的波日桥，一座雅砻江上的藏式木桥，年代久远但维护良好，红军曾从桥上走过，但没有什么故事。新龙东南3公里处有一座益西寺，据说陈锡联任政委的红11师师部在这里驻扎一个多月。红军离开时赠送给寺庙一副铜钹和一面绣有“益西寺是我们红军的寺庙，我们一定保护它”的锦旗。但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两件文物。

最近一次去新龙的一个晚上，我特地去看了县委党校，在雅砻江东岸的一个沟口，据说是县级部门占地面积最大的单位，但也只有几亩地。见到十来位年轻教师，都是近几年到党校的。新龙党校的条件比较艰苦，在没有学员的时候，食堂不开伙，需要自己煮饭。当地物价比较贵，大白菜都要好几块钱一斤。望着这些稚气未褪的面孔，我想起当年在这里的红军战士，真心希望随着长征精神教育培训的开展，使他们能够在这边远之地扎根。（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