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内在悖论暴露无遗。党的二十大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这一系列重大论断的哲学根基，深植于“第一个结合”的创造性实践，标志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对资本逻辑的彻底扬弃。

一、批判之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论内核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建立在坚实哲学基础上的完整理论体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一革命性命题，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中介，构建起“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动态平衡。然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扭曲了这一关系，使自然沦为资本增值的工具。扬弃异化劳动，实现“按美的规律来构造”，构成生态解放的存在论路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的“物质变换”理论揭示了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资本主义制度打破了物质变换的自然平衡，造成城乡循环的系统性断裂，并在全球化中演变为生态殖民主义，形成“中心—边缘”的全球性代谢失衡。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阐述的系统整体观，为认识生态规律提供了科学方法论。生态阈值构成人类实践的刚性边界，超出阈值将引发“自然界的报复”。历史上美索不达米亚、玛雅等古文明的衰落，印证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逻辑。

二、转化之途：“第一个结合”引领下的生态治理范式重构

“第一个结合”在生态领域体现为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深度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理论体系。

在文明范式上，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重要论断，实现了三重突破。将生态维度融入文明兴衰理论；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破解增长与保护的二元悖论；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修复资本主义造成的“新陈代谢断裂”。

在价值伦理上，构建起独特的生命共同体伦理体系。“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命题揭示了自然要素的有机统一关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的准则将生态保护上升为人类对生命共同体的根本责任；通过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践行整体保护与系统修复的实践路径。

在制度实践上，构建起系统完备的生态治理制度体系。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形成责任闭环；《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立法实践将“生态优先”确立为根本原则；“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倒逼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三、跃迁之果：中国式现代化对全球生态文明的原创性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领域实现了三重超越。在本体论层面，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命共同体的价值重构，强调人与自然是有机整体，确立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基准。在制度论层面，从资本增殖逻辑到生态优先发展的规则重塑，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立起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生态补偿机制等系统性制度体系。在实践论层面，从生态殖民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转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提升生态治理能力。中国道路不仅实现了发展路径的创新，更推动了文明发展模式的变革，让人类在超越资本逻辑的实践中，真切看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曙光。

（作者单位：绵阳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