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个结合”看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传统文化基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文化的主体性、精神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学术界对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阐释,笔者认为,从“第二个结合”视角看,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文化基因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传统政治智慧与价值传统。
先秦百家争鸣,各自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其政治哲学主张,但不同的思想观点中蕴含着一个共同点,即加强中央集权,主张大一统。儒家强调尊君思想。孔子提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儒家思想强调亲亲、尊尊,其根本目的乃在于通过礼制重新树立周王室的权威,改变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现实。孟子虽然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提出著名的“暴君放伐论”,但孟子同样主张大一统,主张“定于一”。荀子作为“诸子百家思想的总结”,主张隆礼重法,同样赞成中央集权,“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道家强调无为而治。老子主张:“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有学者将此句中的“推”解释为“推举”,并认为具有古典民主制的思想意蕴。本文不赞同这种意见,道德经全文看不出老子主张推举制,此处的“推”解释为“拥戴”更为恰当。通常认为,老子主张小国寡民。汉学家尤锐则认为,《老子》的作者设想了一个统一的天下,甚至为这个目标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墨家主张“尚同”。墨子提出:“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他主张建立各级官僚制度,以定纷止争,实现“一同天下之义”。墨子的“尚同”思想较为复杂,因而学术界的评论存在很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墨子是专制思想的典型,也有学者认为墨子具有古典民主制思想。但可以肯定的是,墨子主张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墨家看来,只有政治统一,才能实现政治之善;只有道德是非标准的统一,才能实现道德之善。“尚同”就是与上保持高度同一,与上级政长保持思想、言行等方面的完全一致。法家重法,同样主张尊君。管子提出:“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职之,人臣之事也。”商鞅重视法度,也主张壹赏、壹刑、壹教,强化了秦国的中央集权,形成强大的国力。韩非子更是主张强化君主集权。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可见,韩非子要求臣民一切听从君王的指令,遵从上意,这为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支撑。综上,尽管先秦时期儒道墨法等提出不同的主张,但其共同点均是强化君权、强化中央集权。至汉代,经董仲舒发扬,融合儒法道三家,倡导大一统理论,中央集权制正式全面形成,奠定了中华传统政治体制的基石。
大一统是中华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观念,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政治体制观。有学者在研究董仲舒的大一统观念时提出,大一统的实质是中央集权制,天子是大一统政治的中心。换言之,大一统不仅强调国土疆域的统一与文化观念的统一,更强调政治领导体制的统一,并要求为政治领导体制确定一个核心,亦即“定于一”。
中华传统大一统理念历经先秦诸子的理论奠基与汉代的体制化确立,不仅塑造了古代中国的政治格局,更沉淀为深植于民族文化血脉中的集体认知。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全面记录中华民族追求大一统的历史。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形态的演进,传统大一统所依附的君主专制体制已成为历史,如何在现代语境下激活这一文化基因的当代价值,使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政治形态相契合,便成为理解历史与现实衔接的关键。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华传统大一统与新的政治大一统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释。汪仕凯教授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成为领导核心,同时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网络将广大群众凝聚起来,在这一过程中重建了政治中央集权,政治中央集权可视为大一统的现代形态。笔者认为,尽管中华传统大一统体制已不存在,但大一统观念仍然是中华民族内在的思想文化基因,这为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民族文化叙事的另一种解释进路。
(何显兵系省委党校第35期中青一班学员,现任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四川省军民融合研究院院长;赵姣系省委党校第35期中青二班学员,现任绵阳市法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