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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烽火中毛泽东关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认知研判——基于《论新阶段》的历史品读

□白雪峰

在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绝续考验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中华民族在存亡关头实现整体性觉醒的历史必然性。这份报告不仅对抗日战争的形势进行了战略研判,而且系统阐述了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民族大团结思想。这一认识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主线一脉相承。重温《论新阶段》关于中华民族整体性论述的理论魅力,需要将这些论述置于具体历史坐标中,审视这些论述生成的历史背景,剖析这些论述之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历史价值,回味这些论述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工程中所产生的现实影响。


《论新阶段》的开篇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同全中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永远的团结起来,克服新的困难,动员新的力量”,以“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共和国的目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当亡国灭种的威胁无差别地加之于全体中华民族时,客观上促使中华民族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产生了共同的命运关联。毛泽东指出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形势,“五年以来,我们党经历了许多重大的事变。最大与最主要的是:由国内各党派各阶级互相对立的局面转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国内战争转到了抗日战争。”如何将中国社会原有的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凝聚成同仇敌忾、共御外敌的坚强整体,成为决定抗战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超越了单一阶级或党派的立场,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前途命运出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敏锐地捕捉到战争引发的民族觉醒态势,指出“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并以此为逻辑起点,论证了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将其视为支持长期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这种将中华民族视为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的认知,是应对当时深重民族危机的必然产物,也是动员一切可能力量投身救亡图存事业的现实需求。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阐发的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认识,具有多重历史意义。一方面,这一认识在理论上首次鲜明地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提升到战略高度。毛泽东通过总结抗战十五个月的经验,将“统一团结全民族”置于核心位置,这实质上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确认。“只有更加统一团结全民族,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这种认识打破了以往各种局部利益的藩篱,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凝聚力和精神动员力。他明确提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另一方面,这一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设置确立了基本原则。报告中关于“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的论述,明确提出各民族平等、尊重各民族文化和习惯、反对大汉族主义等主张。“允许蒙、回、藏、苗、猺、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这些政策主张,不仅服务于当时的抗日大局,有效团结了广大少数民族同胞共同抗战,更重要的是,它们奠定了未来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价值基石,即在于承认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性,在追求共同目标中实现各民族的权利与尊严。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后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探索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论新阶段》中阐发的中华民族整体性认识对中国共产党人“中华民族观”的塑造具有决定性意义,指明了崭新的国家认同方向。报告中构想的“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独立、自由、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这些认识为战后国家的重建描绘了蓝图,引导各族人民将自身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复兴紧密联系起来,强化了对于中华民族这一共同身份的认同感,促进了从传统“华夷之辨”向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吸收了抗战时期形成的中华民族整体理念的基础上,确立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等一系列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将各族人民的力量凝聚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论新阶段》中所倡导的民族团结、共同奋斗的精神,成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宝贵财富。改革开放以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始终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抗战时期形成的中华民族整体性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关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这一认识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核心主线,强调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我们要大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磅礴力量;要全面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让各民族人民共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这一论断将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指出的中华民族整体性认识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从《论新阶段》号召中华民族统一团结以拯救危亡,到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贯穿着一条清晰的思想主线,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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