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外无线电通信密码史，就是不断编制、不断破译的博弈史，而有一部神奇的密码却是使用后从未被敌人破译过！这部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部无线电通信密码——“豪密”。它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亲自编制，并以周恩来党内化名“伍豪”命名。“豪密”在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保密通信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直到1949年，都没有被破译出来，创造了中外无线电通信密码史上的一桩奇迹！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斗争被迫转入秘密状态，而各地红军的革命根据地也处在敌人的严密封锁和分割中。在这种危急情况下，能否建立一套秘密电讯系统，保持党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加强革命指导，成为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1928年春，周恩来回到上海后不久，便开始筹划建立党的秘密无线电台。作为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领导者，他曾经这样概括党的秘密工作：“我们的隐蔽战线工作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地下，就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另一个叫天上，就是指无线电、机要通讯这方面的工作。”

周恩来指示在中央军委工作的李强学习无线电报务，鼓励参加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的留学生抓紧学习无线电技术，同时还指派一些人设法进入国民党军用电台开办的无线电学校学习。

1928年5月，周恩来派中共中央机要交通员毛齐华到苏联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并从军委抽调李强和张沈川两人，在上海沪西极司菲尔路福康里九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研究无线电技术——“福康里九号”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的所在地，从中央军委抽调的张沈川则成为我党培养的第一名无线电报务员。

年仅23岁的李强为创建党的无线电事业，白天黑夜地连续奋战。他以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与各无线电行业的人交朋友，向专销美国无线电器材与图书的“亚美无线电公司”和“大华无线电公司”购买无线电器材、工具以及制造无线收发报机的图样，然后，与从苏联学习归来的涂作潮共同试制收发报机。他们隐蔽在绍敦电机公司的楼上，翻阅美国出版的无线电杂志，找到新式合用的收发报机图样，动手设计制造。经过多方琢磨和多次夜间试验，终于在1929年10月成功制造了第一台收发报机。

与此同时，张沈川则伪装成学生，在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报技术。他白天学习，晚上回到秘密电台位置，将学到的技术传授给其他同志。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一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在艰难险阻中逐渐成长起来。

当时，李强等人试制成功的第一台收发报机功率只有50瓦，而且多少有点笨重，灵敏度也不太高。天线也是个大问题。张沈川等人以晾衣服的竹竿作掩护，把电线藏入其中，又将发射接收的天线架在三楼阳台或者屋脊上。

尽管困难重重，1929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还是成功建立起来了。同年12月，香港电台也建立起来。1930年1月，沪港两地的电台首次实现通报，建立了上海与香港党组织之间的电讯联络。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份电文，由中共在香港秘密电台的报务员黄尚英从香港发出，张沈川在上海接收。当时，他们使用的密码还比较简单。根据张沈川回忆：“当时我们用的两种密码，都是我自己编造的，一种是用汉字明码颠倒更换，另一种是用英文字母换阿拉伯字母，再变成汉字密码使用。”这种“明码颠倒”的加密方式很容易被破译，带来的后果是香港电台很快被英国殖民政府破坏。

周恩来得知香港电台被破坏、电报被破译的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刻决定重新编制密码。他亲自投入到密码的编制工作中，最终创造出了中共历史上第一套保密性能极强的密码——“豪密”！“豪密”是一种二重作业。它由两部分组成：书名与册码，以及页码、行数与字序。也就是说，通报双方各持一本相同的书，发报内容只要注明某页、某行与第几个字，收报方就能按图索骥，找出书中单个的字组成电报内容。这样的密码设计使得破译工作变得极为困难，因为电报本身只是简单的数字索引，不直接包含电报内容，完全不给予对手分析的机会。

第一份使用“豪密”的电报是周恩来从上海发给苏区中央局的，内容是询问任弼时是否安全到达了中央苏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则成了第一位密码译电员。此后，“豪密”逐渐用于全党全军的联络。

“豪密”的安全使用，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举世瞩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红军的每一次重大转折，每一次大的战争行动，无线电通信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湘江战役之后，红军遭受巨大损失。就在这时，军委二局陆续侦听、破译了国民党有关兵力调动和作战部署的情报。情报明确显示，国民党军已经知道中央红军翻过越城岭之后，要走当年红六军团先期西征走的那条路，到湘西去和贺龙、萧克的部队汇合。信息破获后，正值红军行进到湖南通道。当时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关于红军向什么方向走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周恩来请毛泽东来到会场，毛泽东根据二局陆续侦测破译到的情报，提出一定要放弃到湘西的计划，建议红军向敌人薄弱的地方——贵州方向前进。这一意见经过激烈争论后，最终得到了军委大多数人的赞同，这才有了著名的“通道转兵”。在四渡赤水期间，红军隐蔽战线的同志们还使用了神奇的妙计——以在贵阳的蒋介石的名义，给其部下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将两个主力调开，为红军空出来20公里的口子，让红军得以通过。这样不仅避免了一场血战，而且让所有红军顺利南渡乌江，为后来的北渡金沙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于无线电通信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长征当中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后来任弼时曾代表党中央表扬负责无线电通信工作的军委二局：“在中国革命战争当中起到了一个方面军的作用。”

“豪密”的诞生和应用，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技术创新的一个缩影，更是党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当今世界，保密工作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严峻，继承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保密工作光荣传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豪密”的忠诚信念，强化技术与管理并重，让红色电波永不消逝，为民族复兴筑牢安全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