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1942年，处于抗战相持阶段与世界格局剧变中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统一全党思想、迎接未来胜利的艰巨任务。毛泽东同志在此期间撰写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与《关于整顿三风》，正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反对主观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的纲领性文献。重读这两篇著作，不仅是回望党在困难时期如何通过自我思想革命塑造自身独立性，更是为了响应新时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号召。本文将通过阅读这两篇文献，探讨毛泽东如何以宏大的时空视野与辩证的政治逻辑，将党史研究与学风整顿上升为确立党的主体性与政治独立性的关键。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与《关于整顿三风》写作于延安整风时期。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以此为标志，整风运动被开展到了全党范围内。因此，《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与《关于整顿三风》必须被纳入到整风运动的基本目标下去理解。而整风运动的基本目标，便是解放思想，促使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澄清思想，进行“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以便更好地领导革命运动。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开篇，毛泽东就点明了党史研究的基本视野和目的：党史研究要注意总体性，关注路线和政策；这一研究最终指向对今日路线政策更好的认识，以及把工作做得更好。这一视野与目的体现着整个整风运动的基准，毛泽东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晰地明确了这一点。在后来5月整风开始走偏时，毛泽东就对师哲专门强调整风是为了提高意识、澄清问题而非追查个人责任。在这一视野与目的的框架下，毛泽东将研究方法概括为“古今中外法”，即以“古今”框定一定的时空，把问题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考察；“中外”则指中国和外国。以视野和目标为基准，以“古今中外”为框架，毛泽东将党史分为了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与抗日时期。这三个时期并非仅仅是某种事实的排列，相反，它们的划分依赖于统一与区分的辩证逻辑。在统一性上看，毛泽东笔下只有一种根本的政治性：“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种革命斗争的政治性成了党史的统一性来源，也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统一性的来源。不仅仅是整风，更在党的奋斗过程，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在近代的建构也以这一政治性为核心。这一核心，毛泽东后来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进一步充实为“帝国主义者的逻辑”与“人民的逻辑”。而从区分上看，这三个时期的划分依赖于革命打击具体对象的不同：北洋军阀、国民党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毛泽东在分析这三者时是一层层、一段段从历史与国内国际层面展开政治性的。由此便区分出两条逻辑脉络：一条是中国各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自我塑造，另一条则是世界帝国主义作为压迫者主体在中国的变化与发展。革命主体的塑造以阶级觉醒为核心，毛泽东将之追溯到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这两大运动共同构成了大革命的准备阶段，其中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随后，每一次革命形势的变化都与帝国主义在中国压迫主体的变化相关，从北洋军阀下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到国民党右派投降帝国主义，再到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促成了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变化，形势的每一次转变必须反向规定革命主体、也就是党的政策的转变。一旦没有跟上这种形势的变化，那么就会犯或左或右的错误。由此，毛泽东批评研究党史时的主观主义错误，认为这种错误只是看几个人，好像这几个人就能创造历史了，这是没有从包含敌我双方的总体视角来看待问题，也自然不能找到客观原因。最后，毛泽东指出，所有这些理论研究转换到实践时，需要回到中国来。中国是中心，因为最终照搬外国的说法是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的。如果我们从辩证的角度看，那么中国的实践决定了理论分析的真理性，而以中国为中心也恰恰意味着要发挥我党的先锋性，将自身作为中介来使得中国的实践得以完成。因此反对主观主义恰恰不是剔除主观参与，而是成全主观参与。只有克服主观主义，客观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主体的参与才能解决中国现实所包含的矛盾。

罗平汉认为：1942年4月至8月初，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为主。反对主观主义在3月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已经体现了出来，而在《关于整顿三风》中更加明显。针对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今年明年，是最困难的两年”，此语出自4月11日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发言。他判断蒋介石当时的政策已经是外宽内紧，准备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行动，因此这两年“将是最困难的时期”。而这一困难同时也是世界变化的表征，“法西斯就要倒的”，因此提出“为了迎接光明，要加强我们的教育，要做思想的准备”。整顿三风便是服务于这一准备，从而统一思想和行动。

然而当下情况如何呢？在相关整风文献中，毛泽东指出现在干部教育并不统一，“各人有各人的说法”，“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怎么办呢？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研究个人、机关工作来研究实际，以此完成思想和行动的统一。这是最核心的一点，后文毛泽东所详细论述的写笔记、总结经验，以身作则先整风自己、向积极者看齐等都是服务于这一统一性。我们可以说，毛泽东这里谈的是真统一而不是假统一。假统一是什么呢？比如单纯通过文化、信仰等观念完成的统一，比如天主教徒们的统一，这种统一只是建立在主观的条件上，忽略了客观条件尤其是决定性的社会关系，因此这种统一只能是抽象的统一。一旦进入现实生活，这种统一性就会发生转变；真正的统一是建立在毛泽东所强调的“从实际出发”之上，这一实际也同样是前文包含敌我双方的总体视角，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它必然不可能是单纯抽象的观念主张，而要转变成符合中国社会关系的、能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

如前所述，这两篇文章都写于整风运动期间，整风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起了巨大影响：不论是理论联系实际，还是要求以总体的、“古今中外”的方法来研究党史，它们最核心的要求就是争得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独立性。这一思想的独立性最终一定要转变为我党政治的独立性，即首先是破除人们对共产国际的迷信，随后获得相对于苏联的独立性。构建我党政治的独立性不是主观的、为了权力的敝帚自珍（这恰恰是主观主义会产生的东西），相反它服务于客观中国的历史境况，从客观上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捍卫中国的利益。这种现实需要通过整风运动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完成了第一次飞跃，“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也第一次在整风运动中出现，并最终使得全党完成了对它历史地位的认识。而这一认识完成了对我党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为争得二战结束后的主动性提供了条件。从这一点来看，这两篇文章考虑的从来不是单纯的文化或者学术问题，而始终是政治问题。

回顾历史，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胜利的根本保证。正如毛泽东在1942年通过整风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凝聚了全党力量一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今天我们重温这两篇文献，其根本意义不仅在于学术上的考究，更在于获得政治上的自觉。它启示我们，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如同当年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一样，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保持政治定力。我们要继承“古今中外”的辩证视野，将思想统一到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上来，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掌握历史主动，以此在新时代开创崭新的未来可能性。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