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传家宝”。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出台中央八项规定，第一项便是“改进调查研究”，这不仅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弘扬传承，更是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规定出台后，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垂范，为全党重视调研、深入调研、善于调研树立了典范，铺就了中国之治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当前，全党正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都市新津区以清末“循吏”宋灏主政新津的历史故事为线索，探究其“修堰治水”的“一线工作法”，以期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改进调查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处于五河汇聚的新津，在历史上既得水利，又深受其害。1829年，广东花县举人宋灏就任新津知县，他看到的景象是江水“倒涌不已”，西城外“近水地基漂没殆尽”，南城“沦于波旋”。面对这种形势，宋灏决心以重修通济堰为突破口，推动“水定于堰且不决堰，南城冲突之患息”，以此促进农业生产，其“修堰治水”的调研决策方法主要在于五个方面。

“挽舟逆溯”实地摸排勘察。初到新津，宋灏就深入一线实地勘察，他走出衙门，深入田间地头，召集乡土文人、农民百姓详细了解新津地理形胜。为深入了解岷江水情，他“当河水卒发时，挽舟逆溯于波涛震荡交集之间，复登城循堞而望者数矣”。意思就是在天降大雨、岷江暴涨时，他居然放下身段、不怕危险，亲自带领衙役、兵丁、乡人“挽舟逆溯”，亲身感受掌握水情水势，并命令工匠详细记录，从而掌握第一手准确数据与实际情况。

“追古问今”探寻治水良策。详细了解了地形水情后，宋灏认真汲取先朝修堰治水经验，在查阅大量史书典籍后，认为唐朝章仇兼琼“开沟导之”、乾隆时期四川巡抚黄廷桂“截西河之水以入沟、添筑长堤”都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有效办法。同时，他多次找到当地乡贤岳逢阳（岳飞后裔，曾任西充教谕）、叶芳模（举人，曾任太和县令，为官有“清叶”之称），仔细听取“城跂之由”，模型演练“治水诸策”。

“相度民依”争取群众支持。宋灏走出衙门，跑遍各村实地勘验，与老百姓沟通交流，了解实际情况，采用保甲法核实民数民力，掌握“民谷数不敷”的具体数字。同时去富商大户家拜访，亲自衡量存粮，晓之以理“教以戢睦”，动之以义“晓譬大义”，和之以情“举觞以劝之”。并把这些大户召集在一起，亲写“天鉴仁心”匾额鼓励，促使他们“减价均粜”。由此一来，宋灏最大程度上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理解和支持，做到了“相度民依，熟筹保障”。

“制章立规”因势修堰治水。在对以通济堰为代表的河堰系统进行全面调查后，宋灏认为新津堤堰系统应是“在于沟深、不在堤高”，所以提出“宽挖深淘”的策略，亲笔制定长达 3000多字的《通济堰章程》，商定“堰齐四画”方案，根据地形作出了“作减坝于罗家嘴，以杀西河之暴涨，平盖篓于鱼波桥，以备南河之暴湍”的决策，修葺后的通济堰“水则有常，成金堰铁”，有效缓解了水患、保障了农田灌溉，这一方法至今仍然在沿用。

“兵差驰道”现场跟踪问效。在修建通济堰时，宋灏“日以办理兵差驰道上”，实地监督确保工程质量。他对修堤的石料、竹篓都制订严格的规则，禁止“秕壳篓”，要求“堰工篾篓镶底，宜结实也”，并派“三属堰长分列班期，轮流往堰监工，留心防察”。由于严格的监督制度，使得通济堰“工归实用”，此后80余年新津城南未再遭受水患。

在宋灏的精准施策下，1838年秋新津大丰收，百姓推举乡贤送来象征祥瑞的嘉禾：“大本丰节，叶包两秱，茎五尺，其穗三，粒皆三百有六十。”新津粮食物产不仅满足当地百姓需求，还有余粮去接济周边州县，人口、户数也达到了清朝最高峰。纵观宋灏“修堰治水”的施政举措，正是基于充分的调查研究，才做到了精准施策、造福于民。站在历史维度审视，其“修堰治水”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

调研要“求深”，必须沉到一线摸透实情。宋灏不惧风雨“挽舟逆溯”实地勘察水情，得以准确掌握第一手水文资料，为后续科学施策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数据支撑。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党员干部更需秉持“逆水行舟”的调研精神，“下深水”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避免决策“拍脑袋”、政策“空对空”，确保每一项措施都精准对接实际需求，高质高效推动问题解决、事业进步。

调研要“求实”，必须以民为师以实为据。为寻求“修堰治水”良策，宋灏虚心向乡贤民众请教“护山、御水、修城”诸事，充分彰显了“以民为师、以实为据”的务实作风。这种调研方法启示我们，党员干部改进调查研究，必须坚持拜群众为师、向实践学习，在群众意见中汲取真知灼见、在前人实践中获取经验智慧，确保制定的政策措施符合客观实际、满足群众期待，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调研要“求细”，必须抽丝剥茧抓准关键。宋灏在调研过程中，不仅宏观把握城情水势，更注重从水情变化规律、堤堰历史沿革中分析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这种“致广大而精细微”的调研实践启示我们，深钻细研方能见微知著，越是面对复杂问题，越需要以“解剖麻雀式”的调查研究把握发展规律、抓准细节差异，进而找准解决问题的关键点、着力点，确保调研决策更有针对性、实效性。

调研要“求准”，必须立体验证科学施策。宋灏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反复推敲历史经验、系统比较实地数据，使其制定的《通济堰章程》和“堰齐四画”策略既承续历史智慧，又符合客观实际。这种立体求证的方法启示我们，开展调研决策必须用好“反复、比较、交换”的辩证方法，通过去粗取精的“思维加工”，将零散经验升华为系统方案，真正做到“调”之有据、“研”之有理、“决”之有效。

调研要“求效”，必须远近兼顾久久为功。宋灏在修堰时日以跟踪督办确保工程质量，工程完工后，建立“岁修例规”确保长效管护，使后世修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至今仍持续发挥灌溉效益。这种求真务实的作风启示我们，调研决策要取得实效，必须建立“调查—研究—决策—落实”闭环，在政策制定和项目实施中兼顾好短期效益和长远价值，确保成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作者单位：成都市新津区委党校，成都市新津区委组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