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侦察工作，是敌我战略战术博弈关键环节，谁能更加快速准确地掌握情报，谁就能在战场上获得主动。无线电作为一种技术力量，是党侦察敌情、指挥作战和协作联动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红一方面军的无线电组织结构在长征中经历了多次优化，其变迁过程与战争环境、战略需求及设备条件密切相关。

一、长征初期的无线电组织基础

红军无线电队伍的建立最早始于1931年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缴获的一部半电台。刚开始长征时，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已建立了以情报管理为核心的中革军委二局和以通信联络为要务的中革军委三局，拥有红一和红四方面军互相协作的无线电通信系统。

中革军委二局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中的机要部门，主要职责是开展无线电技术侦察。无线电技术侦察起初隶属通信部门，由于工作的保密特性，1931年12月红一方面军成立总部侦察科，将侦察工作独立出来。1932年2月，侦察科改为情报局。同年10月红一方面军在福建成立司令部二局，建立了第一个专职无线电技术侦察的机构。曾希圣任二局局长，下设有破译科、译电科、电台队和一个管理科。1933年5月，从前方回到后方瑞金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简称中革军委）。下设五个局，其中二局负责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称后方二局。总司令部的部分人员在前方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下设三局，仍由二局负责技术侦察，称前方二局。前后二局局长由曾希圣兼任，后方二局由副局长钱壮飞、谭震林（不久调走）负责。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中革军委根据中央的决定进行整顿扩编。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并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方二局与后方二局合并，简称为军委二局。曾希圣任局长，钱壮飞任副局长，下设破译、侦收和校译三科。到长征出发时，军委二局组织序列基本无变动：局长和副局长仍分别由曾希圣、钱壮飞担任。全局下属三科：破译科仅曹祥仁、邹毕兆两科长负责；李作鹏任（校）译电科长，译电员有段连绍、叶楚屏、陈仲山等；胡立教任侦收科长，侦收员有李力田、钱江、唐明、李行律等。全局共有侦察电台６部，技术人员３０余人，另有警卫分队、运输队、炊事班等数十人。

中革军委三局主管通信联络，既包括无线电通信，也包括有线电通信和简易信号通信。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在前线创立第一个无线电队，之后相继成立中革军委无线电总队和电话总队。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成立了中革军委通信联络局。当时简称四局，王诤任局长，翁瑛任政委。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为保障战略转移中的通信工作，中革军委决定组建通信团，团长和政委分别由王诤、伍云甫兼任。全团下辖无线电营、有线电大队和通信教导大队。其中，同各方电台联络的无线电通信工作主要由无线电营担负。无线电营下设5个分队，仅１个分队负责联络中共上海地下党和共产国际；其他４个分队则分别担负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及军委两个纵队之间的通信工作。同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对中革军委部门进行了整顿改编。其中负责通信工作的四局改称三局，伍云甫任政治委员，下设通信科、器材科和简易通信科，各种备用器材包括陆续从中央贸易局、交通科、通信材料厂等领来的汽油、干电池、电台零件等100余担，配属运输队200余人。

因此，在长征出发前，红一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组织经过多次调整，已经形成了体系相对完备、职责基本分明的结构。职能机构以军委二局和三局为主，人员配置以王诤（军委无线电总队队长）、曾希圣（情报局长）为核心，技术骨干和报务员100余人，配属运输队200余人，携带14部电台，器材零件100余担。

二、长征时期无线电组织的变化

（一）湘江战役后无线电组织损失惨重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无线电营编制相对完整，电台配置相对完善，可以做到全天及时接收电报，聂荣臻就曾在前线表示：“中革军委要求我们全天都和他们保持无线电联系。”但是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惨重，无线电设备与人员锐减。因此，通信部门必须精简编制和改进技术，才能有效确保后续通信联络。

长征途中，队伍的长时间移动无法保持不间断的无线电通信，林彪、聂荣臻就曾发电给朱德和周恩来，说明“总队电台亦有时推迟许久的或拒绝接收现象”。对此，军委三局首先合并部分无线电分队，优先保障中央纵队和主力军团的通信。同时随中革军委总部行动的第一、第六两个无线电分队采用交替前进的办法轮流工作，每天24小时内“各军团不论在前面后面，叫总部都可以随时保证叫通，因为两个台一般总有一个台在工作，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两个台同时都在行军。”，以确保总部电台的相对稳定。

其次设立机动电台并启用轻便电台，就地掩埋辎重以减少暴露风险。为了保障中革军委总部的电话畅通和通信安全，王诤要求电话队随总部先遣分队行动，每到宿营地，首先架好内部线路，接着向部队对架。机关、部队出发后，迅速撤线，背负电话器材急行军，提前赶到新宿营地，把电话架好，指挥机关一到即可通话。有时还利用敌军的永备线路，剪断通敌方向之电线，以防被敌窃听。除此外，因人员的大幅减少，中央红军为保证后续路线的顺利行进，将体积庞然和重量过大的器材率先一批就地掩埋。由于无线电器材损失惨重，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北上时仅有５部电台。

（二）遵义会议期间调整无线电指挥体系

考量到无线电通信技术在长征作战指挥体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与之相关的无线电通信事务日益成为各级指挥机构核心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红一方面军在遵义休整期间对军委三局的指挥体系、工作任务开展进一步调整。

首先，检查、总结长征以来通信联络工作的经验教训，确定军委三局在今后的通信保障任务。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今草塘）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责成军委三局“保持同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密切的通信联络”。这一指示明晰了三局在此后的通信工作方向。为保障遵义会议顺利进行，三局制订了通信联络方案，并于1月7日23时以总司令朱德名义下达规定。要求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司令部和部队多用有线电、少用无线电联络，各师电台应立即停止工作，但各军团电台须与中革军委保持经常联络。

其次，精简无线电组织结构，调整直属单位人员，进一步优化通信工作方式。1935年1月15日，红一方面军召开前方10个无线电分队负责人会议，针对长征以来的通信联络工作，开展全面深入的经验总结与教训剖析。会议制定了保障通信联络、注意电台和器材安全、加强无线电分队政治思想工作相关的方法和举措。1月18日，中革军委召开部长会议后，立即调整无线电组织机构、清理材料，部署新的通信保障任务。之后，将无线电五分队并入刘寅的无线电六分队，重点由六分队收发通播电报，以提高上下通信时效。1935年2月，林彪和聂荣臻就电报线的问题提出，“利用原电报线与我们联络，但必须剪断同敌方向之电线，而在地方电线上亦须接线偷听敌情。”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确保内部通信的安全性，还能够在敌军通信网中制造干扰、迷惑对方，进而巧妙获取关键情报。

经遵义会议期间对通信技术的调整，无线电技术在四渡赤水中得到灵活运用，极大帮助了毛泽东的指挥。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朱德和毛泽东就强调各军应利用无线电随时报告战况。仅1935年1月19日至3月22日的两月间，军委总部同所属各部的来往电报就多达280余份。四渡赤水的胜利，离不开我军情报工作的有力支持。

（三）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人员调配和通信危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拥有相对较长的休整时间，红一方面军在红四方面军的协助下，继续开展扩大和充实无线电队伍和设备的工作。双方混编电台、调配人员，实现了技术人才、物资器材和情报资源的共享。

首先是人员调配和通信资源整合。两军会师后电台由三局统管，一下子扩大到12个台， 红一方面军掌管后7台，红四方面军管理前5台，并为红一方面军送来维护电台所需的煤油、电池等相关物材。红四方面军电务处混编进红军总司令部的三局，局长由宋侃夫担任，伍云甫兼任副局长和政委。1935年6月22日，红一、四方面军召开报务、机务人员联席会议，调整军中通信人员，将红一方面军中的5个无线电分队和30余名技术人员调至前敌总指挥部。部分技术人员随左右两路军分头行动，但中央红军（右路军）仍保持独立通信体系。伍云甫奉命率三局、通信学校、电话队一部，跟随左路军总司令部行动；王诤率通信总队一部留在右路军，负责组织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纵队及右路军的通信联络。

但受张国焘分裂影响，通信系统一度面临分裂风险。三局中的刘寅曾回忆，通讯部门整合后，红四方面军提心吊胆，种种怀疑，将红一方面军三局中的人员都换了下来。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也失去了与红二、六军团的电台通信联络。1935年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将“完成与红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络”列为一项战略性任务交予王诤。此后，王诤带领三局人员日夜收听，终于在1936年1月27日夜12时左右捕捉到了红二、六军团电台的信号。乘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电台收发间隙，王诤立即以明语建立联系，双方才成功恢复联络。但是，由于原来“豪”字密码本被张国焘控制，中央电台仍无法与红二、六军团进行实质性联络。为了告知“党中央已经北上”的真相，周恩来以他曾用名“伍豪”的名义发了一份明码电报给贺龙、任弼时，方才明确红二、六军团此后的行动方向。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辗转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朱德总司令的指示和支持下，任弼时很快从张国焘处要来了密码本。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战士的支持，红四、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红军到达陕北后，得到了相对稳定的环境，通信系统得以继续发展完善。

三、无线电组织关键调整的动因与影响

长征时期无线电组织调整的动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满足中央红军转战需要，强化与各方面军的联络。红军长征时，国民党方面军以东堵、西追、南断之势将红军包围，在前进方向布置了5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的“口袋阵”。面对国民党严密的封锁线，红军每一次关键的突破都得益于畅通准确的通信情报加持。1935年1月19日，红军军委二局侦破了蒋介石长江南岸“围剿”中央红军计划，使红军及时把握住了战场态势转变，适时调整了渡江计划，并最终突破了“围剿”。

其二适应战略机动发展，不断保持并提升情报优势。无线电通信技术的优势在长征中的展现并非以正面战场的搏斗形式呈现。如四渡赤水战役之后，为争取红军渡乌江的时间，毛泽东还采纳了曾希圣“假冒蒋介石密电”的方法。军委二局不少破译人员曾在国民党方电台工作过，并且在与国民党多年无线电技术较量中熟悉了蒋介石电文的遣词造句风格。此外，因为蒋介石常常朝令夕改、越级指挥，“假冒蒋介石密电”的方法具有更高的可行性。假电报发出后，一直朝着东、南两个方向前行的国民党周浑元、吴奇伟部接获密电后深信不疑，部队果然没有改变方向。国民党所构建的包围圈范围得以扩大，而红军则借此获得了更为充裕的时间来实施渡江行动。可见，无线电通信技术在国共红色密码的博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使中共屡次化险为夷、抢占先机。

其三是技术传承，为无线电事业发展储备人才。长征中积累的无线电经验为后期中共发展通信事业、完善通信体系奠定基础。即使是高强度的行军途中，红一方面军也没有放弃储备通信人才。长征开始后红军通信学校改编为军委三局通信教导队，由政委曾三带领三局刘光甫、张瑞等继续训练高级班的学员，主要是培养部队有关无线电机务技术方面的行政干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成立军委通信学校。军委通信学校由原来的红军通信学校和陕北的无线电训练班合并而成，培训注重实践，通过“考察后方技术人员”，适当地分配其工作。虽然学员不多，但后来大多数都为党和军队通信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例如全国解放后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副局长，兼天津市军管会电信接管处处长的钟夫翔就曾是通信教导队学员之一。

无线电以“无形的线”织就了高效联络各方的通信网，突破了战场“时”与“空”的局限，畅通了情报互通与信息收集的渠道。有了无线电通信技术，长征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技术力量的加持使红一方面军挣脱了地狭兵弱的束缚，赢得与国民党较量的先机。同时，无线电在长征中的实战运用经验也锻造了一批高素质通信事业人才，为无线电通信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中共党史专业2023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