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他是一位美国记者，1928年7月初到上海，担任欧美几家报社的驻华记者和通讯员。在上海，斯诺结识了宋庆龄和鲁迅。1935年秋，红一方面军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处境依然十分艰难。为了打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局面，中共中央向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去密电，请宋庆龄帮忙物色一位诚实的、公道的外国记者赴陕北苏区实地考察，以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世界报道中共和红军的真实情况。

经过宋庆龄的推荐，党中央同意斯诺到陕北采访。斯诺于1936年6月3日离开北平前往陕北，7月13日到达中共中央驻地保安。7月15日晚上，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会见了斯诺，直到7月23日多次与斯诺交谈。然后毛泽东又建议斯诺到甘肃、宁夏前线采访。所以在前线，斯诺广泛地接触中共领导人、红军将领乃至普通的干部和群众，开展了十余次访谈。斯诺于9月22日回到保安后，又多次与毛泽东长谈。在谈到长征经过之后，毛泽东兴致很高，挥毫写下了他在长征途中所写的、尚未公开发表的《七律·长征》，赠给了斯诺。斯诺离开前，毛泽东去看他，当时毛泽东没有戴帽子，斯诺就把红军送给他的一顶新的帽子戴在了毛泽东的头上，并给他拍下了一张头戴八角红军帽的照片，成为毛泽东一生当中最珍贵的红军装影像。

斯诺回到北平以后，随即在各报纸、杂志发表了大量关于红军和长征的通讯报道。1937年初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刊发了75张他在陕北苏区拍摄的照片，随后又在美国《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了《毛泽东自传》和《长征》等。毛泽东对斯诺关于陕北苏区的客观报道非常感激，他亲笔致信斯诺。信中写道：“斯诺先生：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特莱的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此问健康。”

1937年7月斯诺完成了书稿的写作，定名为《红星照耀中国》，10月在伦敦出版，随后又在美国出版，并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1938年2月，中译版在上海发行，译名为《西行漫记》。斯诺在序言中写道：“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这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这些，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

《红星照耀中国》和《西行漫记》的影响是深远持久的，在国内，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争相阅读《西行漫记》，他们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涌向了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在国外，《红星照耀中国》使西方人第一次关注到，在贫穷落后的中国西北部有一支部队，他们刚刚经历过一场长途跋涉的征程，其规模之大，路途之险，困难之多，令人叹服。他们不是土匪，更不是洪水猛兽，他们是一支信仰坚定、意志刚强的人民军队。

《红星照耀中国》的传播，架起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认识党和红军、支援中国抗战的浪潮。许多国际主义者纷纷来到中国，我们熟悉的有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斯诺在美国遭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59年举家移居到了瑞士，他曾三次来华访问，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1970年10月1日，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进行亲切交谈。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病在瑞士日内瓦去世，遵照其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1977年叶剑英同志为斯诺题写了碑铭：“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