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伟

“十五五”时期的“变”与“未变”

“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安排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十四五”时期，我们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已经打下坚实基础，实现了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自然要乘势而上、全面发力，为如期完成第一阶段发展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的锚定，决定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和基本政策的稳定性、延续性。这是“十五五”规划建议“未变”的地方。

同时，“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又发生了若干新的变化。具体如：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城镇化步伐放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内主导产业更替面临空当；“老龄化”“少子化”快速发展，其经济社会影响日益显露；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来自外部的风险明显增加；等等。“十五五”规划建议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吸纳、反映了党和政府的相关战略调整和政策应对。这是“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变化”之处，也是今后一段时期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发展新动向。

（《中国经济时报》 2026年1月1 日）

张占斌

深刻理解“十五五”时期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优势更加彰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共同构成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强大底气和坚实支撑。四大优势紧密相连、相互促进，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将为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赢得战略主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注入强大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其他三大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根本保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国家发展战略的稳定性与连贯性，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释放提供政策引导和制度环境。在制度优势的保障下，国家能够通过宏观调控，引导资源向新兴产业和关键领域汇聚，激发经营主体的活力，促进超大规模市场的繁荣发展。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完整产业体系优势的发挥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强大的动力。庞大的市场需求吸引着各类企业投身其中，促进产业的集聚和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同时，市场的竞争压力也促使企业不断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推动产业升级。完整产业体系优势是丰富人才资源优势得以充分体现的物质基础。完备的产业体系为各类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实践平台，吸引着人才汇聚。人才在产业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推动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升级。丰富人才资源优势则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超大规模市场持续繁荣、完整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的核心动力，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创造动能。

（《红旗文稿》 2025年第23期）

高凌云 杨子荣

全球经济复苏在关键路口徘徊

增长动能减弱

持续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单边主义及保护主义、部分地区潜在的劳动力供给冲击等，仍是抑制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部分国家财政状况脆弱、金融市场潜在的剧烈调整风险，以及全球治理机制受到侵蚀的情况，也将对全球经济稳定构成威胁。

财政继续扩张

一方面，经济增长乏力构成硬约束。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下，过快的财政紧缩可能扼杀脆弱的复苏势头，甚至引发衰退，因此，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渐进式调整策略。另一方面，选举周期下的政治考量限制了改革空间。经历疫情冲击和高通胀环境，民众对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政府补贴的期望不降反升，执政者在选票压力下面临巨大的支出承诺，难以大刀阔斧地削减预算。同时，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路径选择正进入一个高度分化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阶段。尽管转向宽松是中期趋势，但各国经济周期、通胀形势与政策空间的差异，决定了其降息的节奏、时点和力度将大相径庭。

金融风险积聚

一方面，全球金融市场的高度互联意味着风险传导的“蝴蝶效应”极易被触发。一旦政策行为突破既有框架，例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升级或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市场的避险情绪将被瞬间点燃，引发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另一方面，美元与美国国债的信用根基正遭受持续侵蚀。美国财政政策易松难紧的固化特征，使其债务规模不断攀升；同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政治压力下备受考验。扩张性财政政策需要货币政策维持低成本融资环境，但若通胀压力迫使货币政策收紧，又将急剧加重政府的偿债负担。这种内在矛盾，叠加债务滚续压力与利率中枢上移，正在不断削弱美元资产的安全溢价，给全球金融稳定埋下深层隐患。 （《经济日报》 2026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