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我国社会流动总体保持积极向上趋势，但在数字化转型、城乡融合、人口结构变化等背景下，仍存在多重显性与隐性卡点堵点。

从社会流动起点来看，教育机会和资源分配仍不均衡

一是城乡、地区、校际之间教育资源存在显著差异，农村、欠发达地区及薄弱学校的经费、师资、设施、课程等优质资源相对匮乏。如2024年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最高的地区约是最低地区的4.69倍；“双一流”高校、重点实验室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在东部城市群，中西部省份优质高校数量少、学科建设水平弱。

二是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低，许多人认为只有在考入本科无望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职业院校。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和专业设置未能与快速发展的产业需求有效对接，校企合作不够紧密，导致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存在较大差距。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贯通性不足，与普通教育的等值互换、向上流动的“立交桥”尚未完全畅通。

三是跨区域衔接不畅。随迁子女入学政策虽然逐步放宽，但不同城市、不同学段仍存在政策差异，在入学、升学、转学等环节都存在隐性障碍，导致部分随迁子女再度返乡成为留守儿童，而回流儿童因教材、教学进度差异面临学习脱节问题。

从社会流动过程来看，体制机制隐性壁垒依然存在

一是就业竞争依然不充分。基于学历、性别、年龄、户籍、社会关系的就业歧视和隐性门槛依然存在，影响公平竞争；体制内与体制外、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存在福利待遇、发展空间和稳定性的显著差异，形成流动障碍；部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行业或岗位，“内卷”（竞争过度）和封闭（依靠非公开渠道获取机会）现象并存，造成向上流动困难。

二是人才评价“四唯”现象仍未根除。近年来，片面将论文、专利、资金数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的做法虽然有所改观，在学历、论文、资历、奖项等标准之外，更多考虑技能、贡献等因素，但实际落地中仍存在身份偏见，技能型、创新型人才的进阶之路依然受限。

三是横向流动成本依然较高。城市住房保障、公共服务等还存在户籍等身份限制，部分城市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对年轻人和新市民形成巨大压力，挤压其发展资本和向上流动空间。

从社会流动结果来看，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不足

一方面，居民增收面临较大挑战。当前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渠道仍较为单一，2024年工资性收入约占56.5%，且增长态势趋缓；经营净收入仅占16.7%，个体经营者和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成本压力大等问题；财产净收入仅占8.3%，财富差距成为影响财富代际传递和阶层固化的关键因素。同时，中等收入群体中边缘群体规模较大，向低收入滑落的风险较高。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兜底不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人群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差异较大，跨区域转移接续尚未畅通，增加了人口流动的成本与顾虑。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缺乏稳定劳动关系，职业发展路径模糊，向上流动难度较大；社会保障覆盖率低，抗风险能力弱，一旦遭遇失业、疾病，易陷入向下流动的风险。

从社会流动趋势来看，数字经济可能催生新的社会阶层分化

一是数字鸿沟可能转化为流动鸿沟。在信息化社会中，老年人、农村群体、低学历群体由于难以适应数字化转型或缺乏数字技能培训，将面临“数字边缘化”的困境。随着数据进一步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据与技术获取能力决定流动机会，有可能形成“数字贵族”与“技术贫民”的隐性社会分层。

二是岗位替代加大向下流动风险。人工智能的快速应用会增加相关高技能岗位数量，但大量常规性、重复性岗位将被机器取代，劳动者将面临向下流动风险。这些受到不利影响的人群，不仅包括大量传统的蓝领工人，而且正逐步扩展到文员、程序员等白领员工。

三是分配偏好加大收入差距风险。人工智能带来的红利，可能更多地向资本持有者和高技能人才倾斜。近年来我国职工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很多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员工没有充分享受到科技创新的红利。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