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战略资源，在维护水源涵养、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食物安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围绕草原生态保护与草牧业发展，逐步构建起以《草原法》为核心、重大生态工程为抓手、补奖政策为支撑的制度体系，推动草原生态状况实现由“整体恶化”向“整体改善”的历史性转变。四川是草原大省，草原面积居全国第六，是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的关键组成。近年来，四川草原保护利用成效显著，但对标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仍面临诸多挑战。

主要做法与成效

一是制度体系日趋健全。四川将草原保护修复全面纳入林长制考核和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出台《关于加强全省草原保护修复和草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纲领性文件，系统构建了以草畜平衡、禁牧休牧、基本草原保护为核心的管理制度，强化了各级组织保障与制度约束。

二是生态修复精准发力。“十四五”以来，先后完成草原基况调查、有害生物普查及草原健康和退化评估，进一步摸清草原家底。持续实施“双重”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草原退化趋势基本遏制，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和鲜草产量逐年增长。目前，全省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82.62%、高于全国30个百分点以上；单位面积草地鲜草产量约350千克/亩，天然草原干草产量达2147.75万吨，可满足3600多万个标准羊单位全年的饲草需求。

三是资源管护根基夯实。全省划定基本草原约1.19亿亩，占比84%以上，完成林草湿荒普查和草原基况调查，初步构建了全省林草“一张图”。加强日常执法监管，严惩非法占用草原、超载过牧等违法行为。推进草种质资源收集与繁育体系建设，完成1100余份草种质资源收集，建设国家级草种质资源圃2个，建成主推草品种原种基地7个。

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保护发展协同不足。当前政策体系仍存在“重约束、轻激励”“重投入、轻运营”倾向。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的激励性与精准性不足，草原的碳汇、文旅、生物资源的功能性等生态价值尚未形成有效的市场化实现路径。

二是基层治理能力薄弱。基层林草队伍力量薄弱、技术手段落后，对禁牧休牧、草畜平衡的监管常流于形式，后期管护机制尚未落实。以牧民为主体的参与机制尚未健全，企业、社会组织等力量介入不足。

三是科技赋能明显滞后。草原监测仍高度依赖传统人工手段，“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监测网络建设滞后。草种“卡脖子”问题依然存在，优良草品种推广使用率偏低，对外依存度高。同时，科研与生产实践脱节，许多先进技术停留在论文和试验田里。

四是草畜结构矛盾尖锐。饲草供给结构性短缺是核心短板。全省优质饲草年缺口约1000万吨，川西南等南方草山草坡的巨大生产潜力尚未充分挖掘。产业组织化程度低，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为主，与现代草牧业集约化、标准化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对策思考

一是深化协同机制，创新草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优化生态补偿，推动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从“普惠制”向“绩效导向”转变，探索设立草原生态保护绩效奖励资金池，将补偿与草原健康状况核心指标挂钩，实现“保护越好、奖励越多”。强化修复项目长效管护，在项目设计阶段将牧民责权利纳入方案制度，确保国家投入“建得好、管得住、长受益”。在适宜区域科学规划发展草原生态旅游、自然教育、特色畜牧产品、中藏药材生态种植等产业，推广“药+草”混播等模式，打造区域公共品牌，构建“保护—修复—产业—反哺”的良性循环。

二是健全责任体系，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共管新格局。突出牧民主体地位，深化“草原保护为了牧民，草原治理依靠牧民”理念，将牧民履约情况与生态补偿、集体收益分配等直接挂钩。构建以牧民为主体、以村规民约为载体、基层林草部门为技术支撑、行政执法为保障的草原社区共管模式。鼓励在严重退化区引入社会资本，建立“谁修复、谁管护、谁受益”的治理利用机制。

三是强化科技引领，突破智慧管理与种业振兴瓶颈。加快建设省级“空天地一体化”智慧草原管理平台，构建覆盖全省重点草原区的动态监测与智能预警网络，推动实现草畜动态、灾害风险、工程成效的实时感知与精准管理。实施草种振兴攻坚行动，开展“资源保护、良种选育、扩繁生产、推广示范”一体化攻关。持续推进国家级草种繁育基地建设，提升省内生态修复用草种的自给率。设立草原科技推广专项，鼓励将科技成果在川西高原牧区建立集成示范基地，推广免耕补播等成熟技术，支持科技人员下沉一线。

四是优化草畜系统，夯实饲草产业与生态安全根基。实施优质饲草增产战略，践行“大食物观”，在川西北牧区重点实施天然草地改良与稳产人工饲草地建设项目，提升本地饲草供给能力，以草代料，减轻畜牧业对粮食的依赖。挖掘川西南等南方草山草坡的战略储备价值，在适宜区域开展集中连片的草地生产力提升项目示范，将其培育为新的优质饲草供应单元，优化全省饲草生产空间布局。

（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第66期县处级领导干部任职班学员，现任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发展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