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的黄，透着字里行间炽热的情。那是放在学员宿舍的书，习近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缘起班上将组织赴延安异地教学，于是专门选读了相关论述。翻阅时，感觉延安精神栩栩如生，时代画卷扑面而来，仿佛听得见宝塔山风呼啸而过，延河水在哗哗地响。

我想，到延安，站在宝塔山下，看那些窑洞一排排嵌在黄土坡上，像历史睁开的眼。延河的水弯弯曲曲，伸向远方。拾级而上，走进窑洞、土炕、木桌、油灯，简朴得让人心头发紧。就是在这样的木桌上，就是在这样的油灯下，有人在运筹帷幄，有人在夜间开会，有人在深夜写下文章。纸是粗糙的纸，笔是秃了皮的笔。远处战马嘶吼，窗外的风裹着黄沙。

那是怎样的年月？走过湘江、赤水、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是一片低潮，是漫漫长夜里的星光黯淡、危机四伏。红军到陕北时，人数不足三万，衣衫褴褛，粮弹奇缺。南京城里有人弹冠相庆，以为高枕无忧。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又向华北伸手，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许多人彷徨、苦闷，不知路在何方。就连队伍内部，也有人悄悄叹气：红旗还能打多久？

可就是在这样的低潮里，那些窑洞里的人没有叹气。他们开荒种地，纺线织布。王震带着三五九旅进了南泥湾，用锄头唤醒沉睡的土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每一个字都用汗水写成。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油灯下坐满了人，听教员讲辩证法，讲持久战，讲星星之火为什么可以燎原。

那篇惊雷闪电的《论持久战》，在窑洞里奋笔写成。几天几夜不出门，炭火烧了一盆又一盆，稿纸堆了一摞又一摞。警卫员端进去的饭凉了又热，热了又凉。等到文章写出来，薄薄的油印小册子，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向四面八方。沦陷区的青年读了，偷偷穿过封锁线也要来延安；国统区的知识分子读了，拍着桌子说“中国不会亡”。那是一种怎样的力量？不是枪炮的力量，不是金钱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是信仰的力量。

那篇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在窑洞里掷笔写成。书成惊天地，落笔泣鬼神。窗外应是一场大雪，谁言天公不好客，漫天风雪送一人。伟人从年轻时代的独立湘江，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砥砺太多的风浪，蜗居窑洞，大开大合，诗情豪迈，直抒胸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放言人民的、伟大的、英雄的时代真正到来！诗词抄用在重庆谈判期间，有力地扩大了统一战线，人心齐、泰山移，革命者气贯长虹。蒋氏王朝组织文胆墨客搜肠刮肚，寻章摘句欲将伟人的诗比下去，终是徒劳无功。

那场叩问历史周期率的谈话，在窑洞里平静地完成。黄炎培感受到延安革命者“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兴衰的死循环，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黄老先生在天之灵知否？自我革命，已经是第二个时代答案。

那场举世瞩目的延安采访，在窑洞里，在窑洞旁，如诗如画徐徐展开。四个多月的采访后，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写就《红星照耀中国》《延安采访录》，“红军很值得尊敬”“这是全中国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他可以领导整个亚洲走向胜利”。

我站在窑洞前，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如果是我，生在那个年代，会怎么做？是彷徨，是观望，还是像他们一样，在最黑暗的时候点燃一盏灯？

这个念头让我出了一身冷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代，包括Z世代的人，生在太平盛世，没有经历过饥饿，没有经历过逃亡，连“苦难”这个词都是从书本上读来的。可是，如果有一天，低潮来临，黑暗降临，我们能像他们一样吗？能找得到延安吗？能守住自己的窑洞、点亮自己的油灯吗？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延安的窑洞里藏着一个公开的秘密：低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信心。他们不相信“亡国论”，不相信“速胜论”，只相信一步一步地走，一镐一镐地挖，一字一字地写。这种相信，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延安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正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横渠四句”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想过、求索过，众里寻他千百度，答案就在这里。

夜深人静。我合上书，走到窗前。光华村外，城市的灯火明亮，车辆川流不息。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但那来时的火种没有熄灭，时刻跳跃在宝塔山的风里、在延安的窑洞里、在每一个愿意在黑暗中点亮灯火的人心中。

（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第12期市厅级领导干部任职班学员，现任凉山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州公安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