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扬弃资本的逻辑中建构“投资于人”的理论逻辑

《资本论》的方法论根基在于唯物辩证法。它穿透资本运动的表层形态，揭示其内在矛盾与历史界限，为审视“投资于人”提供了根本的理论逻辑。资本增殖的核心机制，是将劳动力转化为可变资本，通过对劳动者体力与智力的消耗来榨取剩余价值。在这一逻辑下，所谓对人的投资，本质上服从于价值增殖的目的，表现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核算。劳动者被纳入技能培训、健康维护等环节，并非因其作为人的发展需要，而是资本有机构成提升对劳动力素质提出的功能性要求。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穿透这一表象，看到资本逻辑内生的界限，即它永远不可能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反而在更精巧的形式下再生产出人的片面化。因此，“投资于人”的理论逻辑，决不应是对资本增殖逻辑的被动因应，而必须建立在对这一逻辑的彻底批判之上。

《资本论》对资本运动规律的分析，揭示出资本在其自身展开过程中不断制造出否定自身的条件。资本对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客观上为人的能力发展积累了物质基础与知识储备，但这一积累始终被禁锢在剥削关系的框架内。“投资于人”不是对资本逻辑的修补与优化，而是对这一逻辑的自觉扬弃。所谓扬弃，意味着既汲取资本时代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成果，又根本性地超越资本将人视为手段的狭隘目的论。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为这一扬弃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它要求我们在资本已然造就的劳动技能、知识体系与组织形态的基础上，剥离其剥削形式，将“投资于人”重构为以人自身为目的的实践活动。

在超越资本逻辑中回应“投资于人”的现实要求

《资本论》揭示出资本积累必然造成城乡对立与人的发展条件的结构性失衡。资本为追求更高利润率，持续将生产资料、技术、人才等要素集聚于城市与优势产业，导致农村发展滞后，劳动者的教育、健康与技能积累被严格限定在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窄化通道之内。这一格局构成了“投资于人”最紧迫的现实起点。超越资本逻辑，意味着必须彻底扭转“投资于人”服从于资本增殖的旧有秩序，将人的发展确立为资源配置的根本目的。这就要求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重构投资方向，使教育、医疗、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不再依附于资本的短期回报预期，而是以人的能力建设的长期性、全面性为尺度，推动从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的深层转变。

这一现实要求最终体现为制度安排对资本逻辑的主动规约与替代。国家战略须遵循《资本论》所揭示的规律，通过转移支付、基本保障现代化等制度工具，将先进生产力产生的经济收益反哺农村与薄弱环节，优先补足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农村医疗保障与社会治理等关键短板。这种反哺不是对资本的修修补补，而是在扬弃资本逻辑的基础上，建构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资源配置体系。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绝非区域的孤立循环，而必须融入全国发展大局，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共进的格局。从战略的地方化落地到地方战略的国家化支撑，每一步都要贯彻“投资于人”的根本要求：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理论逻辑转入为现实进程。

在高效能使用物质资本中开辟“投资于人”的路径选择

资本在追求自身增殖的过程中，客观上推动了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劳动者技能的系统化训练，但这些物质成果始终被锁定在为资本扩张服务的工具性框架之内。扬弃资本逻辑，在实践层面意味着将这些被资本造就的物质条件与组织能力，从服务于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中解放出来，使之转化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公共基础。交通与教育是这一转化的两大核心支撑。资本逻辑下，交通网络的布局服从于利润最大化原则，教育被窄化为生产合规格劳动力的工具。超越这一逻辑，要求将交通重构为要素公平流动的公共通道，使其成为城乡融合与人的自由交往的基础纽带；将教育还原为开启智识、培育创造力的根本事业。二者如同贯通社会有机体的“血管”与“气脉”，为人的能力成长提供普惠而坚实的基础支撑。

在促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中，要以唯物辩证法洞察产业迭代与区域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制度力量规约资本的逐利惯性，将交通建设与教育发展从资本增殖的附属通道中剥离出来，纳入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治理框架。这一框架的建立，是对《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内在界限的实践回应，以扬弃的方式汲取资本时代的物质成果，以超越的姿态重构“投资于人”的实践路径，使交通与教育不再服务于资本的周转加速，而是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在产业升级、区域协同与模式创新的实践中，将“投资于人”从理论建构与现实关切转化为持续推动社会进步的自觉力量。

（作者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一级教授，九三学社成都市委会主委，成都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