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后，红军损失惨重。血的事实逐步使大家认识到，必须果断纠错，改变“左”倾军事路线，红军才能在长征中取得主动，夺取长征的胜利。于是，从通道至遵义，改变红军和我党命运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相继召开。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这些会议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果断纠错力。

一、通道会议：为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关系生死存亡的一战，红军虽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力量锐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渡过湘江后，红军向何处去成为首要问题。1934年12月11日，红军在通道的芙蓉里临时召开中央会议，会议重点讨论红军行军的方向问题。长久失去军事指挥权的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发言。面对蒋介石令湘军、黔军、桂军三面夹击的严峻态势，博古、李德仍受“左”倾思想控制，机械坚持前往湘西的计划。最后，党内大多数人支持了毛主席的正确建议，通道会议决定，西进贵州。

虽然通道会议确立的战略方针只是改道贵州借机北上，并没有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但这次会议的意义不可低估。第一，毛主席的正确建议被采纳，避免红军力量继续受损，保存了红军有生力量，使红军获得了重振旗鼓的生机。第二，通道会议是党中央战略转移的开端，为之后战略方向的最终转移奠定了基础。第三，通道会议标志着红军改变了错误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开始了对错误路线的果断纠错。

二、黎平会议：修正了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

通道会议虽然决定改道贵州，但并没有改变红军的战略方向，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黎平会议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关乎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

在黎平会议上，毛主席充分阐述了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北渡乌江、直取遵义、在川黔边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博古则再次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双方各执一词，争论激烈。事实上，湘江战役失败后，党内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对其独揽大局、排斥不同意见表示不满，面对红军去向的生死关头，大多数人选择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反对并纠正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黎平会议依据毛主席的发言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在战略转变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会议用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决定的形式，否决了博古、李德固执坚持北上湘江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确定了红军长征的正确行军方向，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

三、猴场会议：恢复了正确的军事方针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会议，确定红军进入黔北以后的战略方针，再次强调了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加强了集体领导，限制了博古、李德的权力。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转变了长征以来的逃跑主义，主动出击，强渡乌江天险，攻占遵义，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四、遵义会议：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猴场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经过激烈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首先，遵义会议是党在政治上的一次果断纠错。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统一了思想，让中央红军意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等多次血的教训，证明了无视中国革命实践、教条式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危害。其次，遵义会议是党在军事上、组织上的一次果断纠错。会议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重新在政治上军事上回归正轨。

总而言之，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敢于纠错、勇于纠错和果断纠错重要品质的彰显。遵义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自己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的会议，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获得生机和发展。可以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出色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彻底摆脱了被敌人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

五、苟坝会议：遵义会议的收官之作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遵义县第十二下区平安乡苟坝新房子(今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四合村民组)召集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毛主席在会上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会后本着为党负责的精神，先后说服了周恩来和朱德。后来几天的会议上，经过争论，毛主席、周恩来、朱德说服参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革军委委员，不再进攻打鼓新场。最终，苟坝会议成立了由周恩来、毛主席、王稼祥组成的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主席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