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落实胡锦涛总书记讲话和全国、全省党校会议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教育的要求，2009年4月，校院派我们去延安学习革命传统。临行前，常务副校院长刘毅同志在百忙中抽空来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校院领导、机关党委书书记田丛松同志提了学习要求。

 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到达了延安干部学院，认真听取了宋炜教授关于延安精神的课堂讲授，宋教授的理论扎实，知识面广，表达流利，讲课生动，使我们受到了一次生动系统的革命传统教育。课后我们参观杨家岭和枣园等革命旧址，亲眼目睹了革命的物证。大量的照片和实物,详细地记录了党在延安的点点滴滴,全面地反映了当年的革命工作和生活，使我们的心灵受到一次次的震撼。延安精神确实伟大，不过由于专家学者都进行了精辟论述，我不想重复，只谈体会之一，即主席在延安时期的为人。可以说没有主席成功的为人，就不会有革命的成功，因为人心向背是人民战争成败的关键。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会议主要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会上，突然大风暴雨，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触电身亡。噩耗传开，人们议论纷纷。有个农民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逮捕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一儆百。主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主席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问题，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以后即在清涧县枪毙，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和群众情绪。主席从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派人送来的《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对社会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

当晚，主席的心情仍难以平静，于是叫来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要他立即把伍兰花带来。在会客室里，经过聊天拉家常话，主席了解到：伍兰花的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娃，大的才十岁，小的还不到三岁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撑着。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里分了五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

主席又把钱益民叫进来，当面嘱咐说：“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主席深知“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的道理。他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反思，下决心改变。

一、改革选举制度，实行真正的民主

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改变了第一届参议会（1939年1月召开）选举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中共党员的状况，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三三制”的政策；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在选举边区政府委员时，当选的十八人中本来有中共党员七人；由于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徐特立主动申请退出，然后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党外人士递补当选。议员代表李丹生在闭幕会上发言说：共产党“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李鼎铭副主席认真地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 

延安时期进行的四次选举，堪称党史上民主选举的典范。选民们也用民谣、小曲来表达自己的心声：“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许多足不出村的小脚老太太，都骑着毛驴，翻山越岭，赶到选举地点。为了使不识字的选民能够行使选举权，不少地方还使用了“碗里放豆”、“香头烧洞”等便于操作的选举方式，开创了“草根民主”的先河。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中曾流传着一首歌谣：“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大家选举要留神。选举票上看清楚，分清好人和坏人。选上好人大家喜，选上坏人都遭殃。”

二、规范政府行为，严惩贪污受腐败 
  1941年11月21日通过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政府还相继制定和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法规。

      1941年12月底，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1933年参加革命的红军战斗英雄，全身有伤疤九十多处，曾任陕甘宁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因贪污3050元（约现在300元），由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执行死刑。

     三、还权于民，全面监督

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健全了党的监督机构，要求所有党员必须按照党章的规定，参加组织生活，党内“无特殊人物、无特殊组织”。人民有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议之权，“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到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边区政府推行政务向人民公开制度，并且让老百姓听得懂、看得见。根据地的报刊，经常揭露典型的违法违纪案件。

主席也率先垂模，他和一个老太婆做邻居，就互赠食品，互相照顾；他关心不能生育的夫妇，请医生诊治；他设法为要结婚的人提供花轿；他让身边人员把生病小孩急送中央医院治疗；他为24位60岁以上的村民过生日，并赠送生日礼品；他亲自和农民一起种菜；广交了农民朋友，倾听群众的呼声，为群众排忧解难。他经常干部会上讲：“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在主席的努力下，不久边区就成为享誉中外的模范区，边区“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主席被群众誉为“人民救星”。

如今，有少数党员干部挂着“人民勤务员”和“人民公仆” 的招牌，干着完全背道而驰的事情，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他们唯上是从，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和虚假政绩；他们四处托关系，送票子，送女子，成天想着往上爬；他们信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他们对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导致党群干群警民关系紧张等等。都不符合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更是与毛主席的“为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当然，主席是伟人，我们大多数党员干部或许永远无法学到主席的伟大，因为不是每个人可以成为伟人，但只要我们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深入基层，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真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就会向主席说的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