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按照学校的安排，到若干县、区及其乡镇进行了一系列调研工作。

在调研过程中，接触了不少基层干部，并得以近距离观察他们的工作状况及其个人素质，联系到近年来在干部培训中见到的一些情况，由此引发对干部成长因素和路径的相关思考。

这些年，各级干部学历普遍暴涨。主体班的研究生比例常常占到总数的20-30%以上，一个班来个三五个博士也是常态；基层干部的学历也步步看涨。再就是近一两年来的以考试进入后备干部梯队的一大批青年干部，明显也是学历较高，应考能力很强。

干部选拔制度更加严格，每进必考，每晋必考；干部队伍的整体学历水平有了极大的提升，这当然是好事。但从另一面考量，超高学历，超强应考能力并不是衡量干部整体素质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是主要标准。在中国古代社会，官学一体，讲究的是“学而优则仕”，做官几乎是教育的唯一“出口”。进入现代社会，情况有所转变，但曾经又走到另一个极端，那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学历越高问题越大。再进入下一个“否定之否定”，进入又一个极端：官场拼学历。首先是入门标准足以造成官场超高学历态势；另一个潜在的推手是，已经进入官场的官员对高学历的过度追求，在某种人那里，“在职研究生”往往成为他们与学校的一种暧昧的共谋。一方面为自己贴金，同时又为进一步的晋升增添筹码。有时候，用作晋升筹码的学历因素被发挥到荒谬的程度。其实，对于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领域来说，实际的工作态度及其工作成效才是对官员能力和整体素养最真实、最直接的检验和衡量。以史为鉴：清代，进士功名是官场的门坎，但入门后的晋升是不看早年功名的。一个实例，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被委以重任，整个有清一代的官员中，又有几人能在“立功”上超越这位举人呢？

过度追求官员的所谓高学历，还涉及一个教育学和发展心理学的理论问题；一个人在学习过程中一般只有一个黄金时期，大约在15、16岁到30岁左右，如果他的学习黄金时期完全在校园中度过，其实际工作能力必定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很多基本的素养绝非学校能够培养。如近善于接近群众，体察人心民意的亲和力；如能承受相应的压力，荣辱不惊的意志力；如善于与上级、同事和下级和谐相处，合作共事的合作能力；如能解决各种复杂冲突和纠纷的协调能力；如在突发事件面前处变不惊，刚毅果断的应急能力，等等。这些最基本的能力和素养都必须深入社会，接触方方面面的人，面对实际，打理形形色色的事的过程中逐步练就，在古代官场这就叫做“历练”。如若一定要追求高学历，学到博士，就意味着要到28岁以后才能进入社会，这个时候做学者，搞科研，一点问题也没有，但进入官场，则是极大的耽误，将延误和抑制个人性格与情商的正常发育，令其很难立足官场，更难在公共管理职位上为人民服好务。

因此，我觉得，一个官员比较理想的成长路径应该是：大学毕业（22、23岁左右）进入基层，从最基础的办事员做起，一路走来，一路历练，一路成长。当然，这其间还应有伴随其终身的无止境的自我充电的再学习。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其经典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中有一个极其经典的论述：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得来。我们的老祖宗也有极好的告诫：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