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指挥下，演绎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等传奇佳话，最终转战至大渡河畔。尽管如此，红军仍处于前堵后追，以及蒋介石妄图“把朱毛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危险困境，飞越天堑大渡河成为唯一选择。如何渡过大渡河，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地科学决策，通过制定和实施佯攻富林、强渡大渡河、两岸分兵、飞奔泸定桥、勇夺泸定桥的系列决策，最终胜利渡过大渡河，彻底跳出国民党蒋介石的包围圈，打开了北上的通道，为长征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摆脱危机急飞越

中央红军1935年5月12日在凉山州会理县城郊铁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到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苏区。会后中央决定成立先遣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为中央红军北上四川开路。5月18日，又在四川西昌礼州开会，讨论行军路线，会议决定：放弃对西昌的围攻，取道冕宁过彝民区，强渡大渡河。

大渡河古称“沫水”，当时为岷江最大支流。大渡河中游泸定至石棉段，蜿蜒于大雪山、小相岭与夹金山、二郎山、大相岭之间，地势险峻，当时5月份正是河水上涨期，河面宽300多米，水深30米，流速每秒达4米，水流湍急、波涛翻滚、河宽水深，河底乱石重叠、暗礁漩涡丛生，十分险要。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3万多人到达紫打地（今安顺场）之后，因河水大涨，先后组织了多次渡河均未成功而兵败被俘，留下了英雄末路的历史悲剧。如何避免历史重演，极大地考验着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坐镇昆明的蒋介石便发现了中央红军北渡大渡河的战略意图，于是策划了所谓的“大渡河会战”，企图封锁朱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他命令刘文辉、杨森部进入大渡河布防。于是川军收缴南岸渡河船只以及可作渡河的材料，全部集中到北岸，搜集南岸民间粮食运送北岸，实行坚壁清野，扫清射界，如南岸居民房屋可资红军利用掩护其接近河岸者，悉加焚毁。冲破蒋介石大渡河防线，成为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

飞越天堑铸辉煌

为胜利渡过大渡河，实现与四方面军会师，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实事求是灵活机动地进行一系列科学决策，最终飞越天堑，成功打开了北上的通道。

佯攻富林现生机。为迷惑敌人，5月19日军委派左权率红一军团第5团在大树堡佯渡，并广为散布红军将由此强渡，攻打富林、雅安、成都。左权、刘亚楼亲自到大渡河边指挥佯攻。命令部队沿岸收集渡船和架桥所需的木材，砍竹扎筏；还拆了关帝庙、陕西馆、王爷庙和设在大树堡街上的一个越西县分监狱，将房料运到渡口，动员了2000多民工、船工，修筑工事，积极做好渡河的准备，并在渡口沿岸的桑树、柳树上牵了很长的铅线，同时沿河戒严。红军宣传员不断在群众中鼓动宣传，说红军要从这里渡过大渡河，攻打富林镇和清溪县城，直取雅安，进军成都。当地的许多民工、船工也被动员起来，积极为红军造船、扎筏、修筑工事。佯攻的各项工作都做得十分严密，宣传也非常深入。当时的红军侦察科长刘忠后来回忆说，连不少的红军战士都误认为真的要从这里渡河。

红军要从大树堡渡河的消息，震惊了敌人。富林镇的守敌惶惶不可终日，日夜在北岸加紧修筑工事，加强部署，严防红军渡河。一封封急电向蒋介石、刘湘、刘文辉报告，要求速派部队增援。蒋介石、刘湘闻讯，急忙筹划调动人马集结富林一带，向大渡河下游两岸增兵，企图在这里围歼红军主力。敌人果然中计，放松了对安顺场、泸定桥等沿大渡河北岸一带的防备。红军主力于23日顺利通过彝区，25日在安顺场渡口强渡大渡河成功。在大树堡担任吸引钳制敌人的红5团，胜利完成佯攻富林任务，为红军飞越大渡河奠定基础。

强渡成功见曙光。为顺利渡河，从24日晚到25日凌晨先遣司令部便开始紧张地为强渡做准备。红军宣传员动员了20多名船工帮红军撑船渡河。船工们情绪激昂，纷纷响应，后来给红军撑船的船工有77人之多。25日清晨组建了突击队，由1营营长孙继先从2连报名的战士中选出来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突击队。25日上午9时，孙继先带领17勇士开始强渡。刘伯承命令重机枪手封锁敌人的火力点，炮手轰敌人碉堡。赵章成的两发炮弹就把北岸敌人的碉堡轰塌了。趁敌人火力减弱，小船迅速向对岸冲去，驶过中流，战士们个个抱着奋勇杀敌的决心，准备着冲锋。船快靠岸时，据船工帅士高回忆：“本来我们是想把船靠在对面尖石包，好躲过敌人的火力，但水流很急，船刚一进去就擦着礁石，‘砰’的一声，大家都以为船碰烂了，幸好没有碰烂，但已被冲到桃子湾了。这时，从船上跳下四个船工，拼命用背顶着船，另外四个在船上用力地撑，船才靠了岸。” 勇士们跳上岸，向山脚冲去。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除了4名勇士受伤外，红军在零伤亡的情况下顺利控制了北岸阵地，到下午5时半红一军团渡过一个营及两个连。随后，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战士报》第184期报道了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英雄事迹。强渡成功为红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缺口。

安顺分兵奠胜基。26日下午，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负责人赶到安顺场。因大渡河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且只有四只小船，每天只能渡一团余人，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通过研究决定夺取泸定桥为渡河点，部署红一军团第一师及干部团归聂荣臻、刘伯承指挥循大渡河右岸，林彪率红一军团指挥部、第二师主力及红五军团循大渡河左岸，均向泸定桥疾进，协同袭取该桥。

对于红军来说，夺取泸定桥关乎红军的生死存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毛泽东下达了死命令：左纵队必须在三天内，右纵队必须在两天内，赶到泸定桥。当然，毛泽东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无法夺取泸定桥，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右纵队，就到川西打游击。5月27日拂晓，红军两路部队经短暂休息，以急行军的速度奔向泸定桥。路上，又和沿途的川军发生了几次小规模战斗。

果断飞奔赢主动。5月27日晚上，左岸先遣队第4团便宿营在菩萨岗与猛虎岗之间一个叫什月坪的地方，距离目的地泸定桥还有240里。28日清晨红4团在行军途中接到军团长林彪的命令，命令第4团按原定部署提前一天在29日拂晓前赶到泸定桥完成夺桥任务。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敌情出现了新的变化，由于发现红军在安顺场渡河，蒋介石在知道上了红军在大树堡佯攻的当之后，于26日由重庆急忙飞到成都重新部署“围剿”，向泸定桥增兵企图阻击红军过河。

当红4团接到这个电令时离次日拂晓尚不足一昼夜时间，距离还有240里且道路坎坷，又有阻敌。团长王开湘和政治委员杨成武只能一边行军、一边进行紧急政治动员，鼓舞士气、统一思想。第4团于午时左右赶到猛虎岗山脚下。山顶上有川军24军两个连的敌人把守，修有碉堡和战壕等工事。第4团到时，山涧云雾迷漫，能见度低，敌人看不清红军的动向，只是在工事里盲目地乱放枪。红军便以大雾为掩护，发起突然袭击，一举占领猛虎岗。敌人溃逃后红军乘胜猛追，经弯东、桂花坪、共和、落尾坝、咱地、磨西等地，昼夜兼程，终于在29日拂晓时分走完了240里到达泸定桥附近，并迅速发动攻击消灭西岸的桥头守军。飞奔泸定桥，使红军又一次为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

勇夺铁桥演奇迹。5月29日下午4时，以第2连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为队长的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一举夺下了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县城，打通了北上的通道。在此次夺桥战斗中，红军伤亡仅3人，守敌残部经四湾、五里沟翻越二郎山向天全方向逃窜。

与此同时，右路纵队在刘伯承、聂荣臻的带领下，突破敌军层层封锁之后也从右岸下游赶来，于30日凌晨2点深夜到达泸定桥。虽已深夜，但刘伯承激动不已，不愿休息而非要去看桥。于是杨成武提着马灯，陪着刘伯承和聂荣臻观看了铁索桥。随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红军大部队相继渡过天险大渡河，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南攻北堵”的大渡河会战计划，将国民党追兵甩在了身后，为党和红军实现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保证。

辉煌壮举激奋进

从佯攻富林到勇夺泸定桥的胜利，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运筹帷幄之中”，红军将士“决胜千里之外”，不仅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而且创造了人类挑战极限的奇迹，是执行“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红四方面军直接会合”的最高诠释。中央红军飞越天堑大渡河壮举，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奠定了伟大长征胜利的基础。

忆往昔峥嵘岁月，可以激发我们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透过历史不难发现，飞越天堑大渡河，是革命理想信念的胜利，是将士忠诚拼搏的胜利，是人民鼎力支持的胜利，是全军团结协作的胜利。特别是，在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指挥下，在崇高信仰和革命理想的指引下，红军将士以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冲破敌军重重围困和重兵追堵，征服严酷的自然环境，胜利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壮举。历史已经证明：伟大的理想必定产生伟大的动力，坚定的信仰必然激发不懈的追求和坚强的意志，有了共产主义信仰，就有了坚定的奋斗目标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就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段英勇壮举必将永远激励我们向前进。

（作者系雅安市委党校教育长、副教授）